过付的经手人

2022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为头等家事立法，千年华夏史上的首创，不啻为“国”馈赠“家”的贺岁厚礼。

由此不禁回想起6年前此刻，上海交通大学亦为学子送去一份别样的迎新贺礼：一道计算题。这份作业，看似为理工生量身定制，却被视作“史上最难期末考题”。该题假设，父母对子女的爱以每天一公里来计算，那么，总共该多少？每天一公里，一年便是365公里。从出生（平均生育年龄28岁）直至父母离世（平均寿命85岁），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应为57年。57乘以365公里，父母倾注于子女的爱就是20805公里。然而，子女回馈于父母的爱，因求学、立业、成家、育儿、应酬、闲暇，以及“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语）时代那刷不完的屏、追不尽的剧。开平方无数次，最后仅剩区区一公里。愕然！慨然！恍然！

慨然者众，恍然者寥。只因亲情往往体现为单向度的爱，由父母注入子女。

这种单向度的亲情宣言，在龙应台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过马路，耄耋父亲仍下意识地牵住中年女儿的手。女儿说，爸，我已经四五十岁了，不用牵我的手了。别无二致，当龙应台手牵18岁儿子过马路，在德国长大的儿子避之若浼，我不再是你的小乖乖了。当然，每个人，年再长，在父母面前仍为孩子。对于父亲执意送行，透过“晶莹的泪光”而“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的朱自清亦坦言：“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父母的背影，百年来依然茕茕孑立。让子女主动牵起父母的手，虽为良策，却难乎其难。

一公里的反哺，可看作社会转型期生存压力之使然，更应视为家庭教育缺失之必然。《2014中国城乡家庭教育现状白皮书》指出，37.82%的家长不懂教育方法，并把家庭教育视为中国父母最大的知识“短板”。白皮书同时发现，89.09%的家长能意识到，孩子出现问题，根源在于父母。显然，无知并非病灶。

言及家庭教育，娇惯往往为众矢之的。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主持的“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结果，闻者震诧：孩子步入歧途，父母的管束与放纵皆为最重要原因，且前者更甚于后者。父母对孩子的管控越严压抑越重，孩子极端逆反几率就越大、程度就越强。在压制与反制的亲子博弈中，敌意逐渐取代亲情。“别烦我”成为孩子当下最期盼的压岁钱。扭曲的舔犊具有侵略性，既绑架彼此，更伤害双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资治通鉴·晋纪十八》）。摧残，竟无意间以严父慈母的名义。

“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这篇发表在1919年第六卷第六号《新青年》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署名唐俟，即鲁迅。

正是“圣人之徒”作践人类天性，把抚养子女视作“放债”，“抹杀了‘爱’，一味说‘恩’”，由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最终“播下乖剌的种子”。在鲁迅眼中，“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言蔽之，“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为人之父仅三年的鲁迅自谑道：“我为这孩子颇忙，如果对父母能够这样，就可上‘二十五孝’了。”成长于“非孝”思潮的五四青年所体悟的“真孝”呼之欲出。

身为过付的经手人，鲁迅忙于接待作为家庭“过客”的孩子，忙于引导孩子回归自我，忙于准备亲子的最终分离。父母倘若把家庭教育之使命指向亲子分离，“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于孩子而言，分离则可生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成长驱动力，所向披靡。正如纽约学者法伯和玛兹丽施在其风靡一时的著作《解放父母，解放孩子》中所言，父母获得“解放”，而后孩子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解放。唯有解放，亲子之情方可醇酽。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在《目送》中，龙应台如是写道。

孩子的背影，由父母慈眸久久抚摸，虽迟迟不忍送别，却必须送别。

横穿人生这条马路，因父母放得下，子女才跨得过。而如今，父母在过度教育中制造挥之不去的“成长的烦恼”，自己还被“因袭的重担”压弯了腰，被“黑暗的闸门”蒙蔽了眼，作茧自缚。

父母，过付的经手人，如是而已。惟此，子女的反哺之旅才不至于仅剩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