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集聚效应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义乌四大传统村落则把这个效应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是一门风雅、几代书香、簪缨相继。 义乌民风淳朴，人文厚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诸多历史文化名人生于斯或长于斯，星光熠熠，彰显了义乌的人杰地灵，他们是义乌地域文化的“金字招牌”。作为那个时代的上层精英，他们以卓越的成就和非凡的魅力，深深地烙印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并对当地文化圈的形成及影响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历史文化名人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受地理环境、政治因素、族群的文化传承、特定地区的社会习俗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是人类智慧和自然力量完美结合的体现。走进义乌四大传统村落，踏着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让我们一起感悟先贤们的精神品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细细追寻留在历史文脉里的乡情记忆。 一个地名一个传说 形容一个地方人才辈出，常会以钟灵毓秀等词来形容。一个地方能形成一种特有文化和精神气质，自与它充满灵性、蕴秀含幽的地缘特征不无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地处华溪村西的武岩山，因状如“乌纱帽”，被人称为“纱帽山”。而在武岩山下，则是溪流淙淙，因溪旁有花竹秀茂，又有青山环绕，遂名华溪。好山好水孕育了这里独特的风物，赋予了她丰富的人文内涵。 “幽溪窈窕淡娱人，闲泛轻鸥点绿萍。濯锦彩痕初映日，浣花香气自生春。曾闻流水传觞咏，还见微风卷钓纶。岂是桃源忘汉姓，渔郎重到欲迷津。”这是清人虞方谟对华溪这片土地的赞美，诗人来到华溪，被这里的山水风光所折服，于是写下了这首《华溪春涨》。 据《华溪虞氏宗谱》记载，华溪村旁的永济桥是古时东阳去省城的必经之地。由此，对华溪村名的由来，在民间还有另一个说法。相传在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邻县东阳有叫虞元吉者，离家往诸暨买牛，路过武岩山脚下，见此地山清水秀，北瞧文峰像把琴，东望良田像棋盘，西有两山如一本翻开的书，南看武岩山景色如画，东南西北棋琴书画皆备，确实是个好地方！于是，他就随手将手中的“赶牛鞭”往溪边一插，感慨道：“如果天地有灵，这根赶牛鞭能在我诸暨买牛回来时开出花来，我就在这里扎根落户。” 虞元吉走过永济桥，经李塘、过苏溪，赶往诸暨。当天，正有几个放牛娃来到了溪边，无意中将山上采的映山红插在了这根赶牛鞭旁。等虞元吉买牛回来，看见这赶牛鞭“开了花”，他也不食言，回家后就把老婆孩子带到此地安了家，并把此地取名为“花溪”。古代“花”同“华”，虞元吉也就成了华溪的虞姓始祖。 古代的传说总是带着美好的幻想。但一个地方的地理条件，确实会对当地的文化传承产生重大影响，对当地最初的风土人情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古有“孟母三迁”，好的环境可以影响和塑造人，当自然美邂逅人文美，当青山绿水与天籁产生同频共振，即能奏出一曲穿越古今的交响。 乡村的好山好水滋养着历史名人的心灵世界。大元村背靠尧山，前望南山诸峰，秀拔如芙蓉，清澈的山涧绕村环宅，滋润田亩。北宋治平年间，时任义乌主簿的吴造在此地选址开基。而吴造选择此地开基，也有一个传说。 古时大元村设有东、南、西、北四门（分别为麒麟门、还金门、祥来门、涌金门）。一天，吴造带着仆人出东门，步行10余里至缙云乡（今江东街道）东南地界，登上一小山坡游玩，登高远眺，只见南山险峻雄伟，树木茂密苍翠，山花姹紫嫣红，山脚溪水清澈，潺潺东流，真是一个景色迷人的好地方。吴造就携妻带子在大元村定居了下来，并把村后的小山坡取名为尧山，将尧山背后通往东阳的山岭取名为吴孙岭头（意为岭头之上），而自尧山以南，则成了吴姓子孙繁衍生息之地。 尧山是个好地方，明代刑部尚书吴百朋的号也叫“尧山”。明末，大元村人曾在南山修筑万工塘，如今的南山坑水库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其中，在吟咏该村的八首古诗之一《园林雅趣》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山自回环水自湾，水光山色映林峦；几回林下敲棋罢，人在蓬瀛画里看。” 古人偏爱山水，他们常常把山脉河流看作是龙的化身，将山脉视作“旱龙”，河流视作“水龙”。陇头朱村因坐落在一个缓坡丘陵上，正好处于“旱龙”的龙头上，加上陇头朱村的始祖姓朱，便将这里的村落叫做“龙头朱”。但“龙”代表皇权，为避讳就把“龙头朱”改称为“陇头朱”，其中“陇”又含有山冈高地之意。 如今的陇头朱，北倚龙脊山背，绿萦翠绕；南望八宝山，冈峦迤逦，距义乌江约一公里。同时，陇头朱还被两条一南一西的水道环抱着，南面是天湖溪，西面是航慈溪，村民们把它们称为“水龙”。这两条“水龙”与中间的“旱龙”形成了陇头朱的独特地貌。 古人敬仰山水，是因为他们对山水情有独钟。据《义乌县志》记载：义乌县南四十里，有塘名为蜀墅塘。它是义乌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东至蜀山，西至飞来山，南至小山，北至塘下洋，周围十里。”这就是古蜀墅塘的大致范围。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知名学者和诗人金涓来到蜀墅塘之滨隐居，成为塘下洋村的始祖。他曾在《蜀墅头》中这样写道：“溪头自舒散，天澹夕阳微。拂石松边坐，看云水上飞。旧矶双鹭下，小棹一渔归。不觉吟成久，苔痕湿上衣。”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金涓一生不为名利所动，多次推掉老师和好友的举荐和皇帝的征召，归隐于林下月泉，寄情于山野村趣，过着“客来不话功名事，且诵庄生第一篇”的悠闲生活。在这里，有“青村溪尽处，林密隐孤庄”的山庄，有“治亩农归后，蓑衣挂夕阳”的农人，有“寂寂江村路，轻烟晚自生”的江村，也有“孤舟人不渡，两岸夕阳明”的孤舟。展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幅多么舒适宜居、令人神往的山水田园画卷啊！ 可见，人杰地灵一词，不仅体现了人的杰出，也体现了奇异山水对人的哺育作用。自古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人才辈出，家乡的奇山异水，是哺育志士仁人成长的摇篮，是滋养文人俊才心灵的依靠，更是家乡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 静寂的宗祠会“说话”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新儒学的推动下，义乌民间更注重血缘家庭、亲情恩义，使修宗谱、建宗祠、置族产成为风尚。其中记录着一个家族的荣耀和持家传统，以及崇尚“忠孝节义”的家风家训，是维系一个家族团结进步的共同纽带。清史大家冯尔康指出：“宗族发展到宋代之后，不再是皇族、贵族、士族及官僚的群体，平民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使它进入了平民化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则是祠堂的普遍出现和一部分平民掌管宗祠，宗族的集体经济增多，私家修谱逐渐兴盛，取代了往昔的官纂谱牒。”修谱与建祠的相互促进，使同族的联合得到强化，宗族社会的色彩日趋显著，如同中华民族的血脉，生生不息。 家有谱，宗有祠。在义乌，一个或数个同姓村落建有宗祠，一般为三进，古祠堂也是村中最为堂皇的建筑之一，这在义乌的一些传统村落尤为彰显。走进义乌四大传统村落，历史的烟尘穿越时光扑面而来：起伏的黑瓦白墙，高耸的砖雕门楼，还有那泛着悠悠青光的石板路，无不在诉说着一段段陈年往事。它们或铺展于波光潋滟的溪流之畔，或掩映于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它们就像一位母亲，虽历尽沧桑，却总是天下儿女向往的地方。 大元村历史悠久，村内原建有吴氏大宗祠以及多处小祠堂。吴大宗祠又称“泰伯行宫”，五间三进，两侧有厢房，另有附属用房，抗战期间曾当作校舍来办学。“七幢”是大元村里最上乘的古建筑。它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后遭火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建，五进五开间，成一纵轴线。此后又连遭“太平天国”的战火和日寇的轰炸，现仅存第三、四进和左、右两幢，共16间。其中的承德堂规模最为宏伟，门窗、牛腿等雕刻精细，正厅中悬挂由南京礼部尚书章枫山所题的“承恩”匾额。 章枫山为兰溪女埠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据大元村有关资料记载：某年，章枫山应约从兰溪徒步去东阳卢宅当塾师，不料卢府已另请塾师，只得沮丧而返。路过大元村时，已夜静闭户，他不敢惊动借宿，即息担依井栏坐着。翌日，得知了原委的大元村五常太公，即留下他在村里当了塾师。三年后，大元村人又资以路费让他赶考。章枫山后来乡试中举，列全省第三名，在成化二年（1466年）又得会试第一（称会元），参加殿试时取得二甲进士，历授翰林院修编、南京太常寺卿、南京礼部尚书，诏赠太子太保。在大元村五常太公造了厅堂后，即向他索要墨宝，章枫山遂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题赠了“承恩”二字，意谓曾承五常太公的知遇资助之恩。 一座古祠堂，一部家族史。宗祠是全宗族或宗族某一支共同拥有的建筑，是一个宗族定规聚会、冠婚丧祭、恤孤救灾、表彰义行的场所，也是维系家族的精神纽带。在陇头朱村，不但拥有众多的宗祠，而且大多保存完好，梅陇朱祠、连二公祠、绍九公祠、绍十二公祠、十六公祠（恩荣祠）、贤扬公祠（时思堂）等都是其中的代表，雄伟宏丽。“绍九公祠”以朱肇的辈分命名，三楹两进，三间大厅带东西两厢房，祠堂大门上书有“源远流长”匾，后厅大堂上悬挂“谏台垂史”“盛德堂”额，在正门前方砌有象征尊贵等级的“三步九踏”台阶。这种建筑形制是古代朝廷给予臣子的较高待遇。 一座宗祠，一脉相承，虽历经风云变幻，修续不止。梅陇朱祠由朱肇首建，“嗣后祠毁于火”；至明万历年间，由朱懋芳、朱懋艿兄弟领头扩建，设计成上、中、下三进，后因朱懋芳卒于任上，“嗣是经理无人，垣墙倒塌，门壁散逸，风雨飘摇”；至清顺治庚子年（1660年）五月，在山东济宁总督河道的朱之锡回到陇头朱村，看到倒塌的祠堂后立即筹划修建，并于顺治癸卯年（1663年）完成。此后，族人又对梅陇朱祠进行了修葺，屡毁屡建，历经沧桑。如今新建的梅陇朱祠规模宏大、选材严格、做工精良。 每一座祠堂都承载了一个家族厚重的人文历史，记录着一个家族曾经的辉煌。在塘下洋村现存有两座宗祠，皆为清代建筑、市级文保单位。金氏宗祠为穿斗式结构，前、后进各五开间，穿堂相连。新祠堂前进三开间，上厢房下穿堂；中进五开间，五架抬梁，前后双步，四柱八檩，用材粗大，空间宽敞，左右厢房各三间；后进与中进结构雷同，石柱上有对联雕刻，斗拱、雀替雕刻精美。 科举时代把登进士第称作“登龙门”，在华溪村内保留有一座残存的“虞大宗祠”门楼。在该门楼的门楣上首镶嵌着“虞大宗祠”的青石匾额，在“虞大宗祠”四字的下方，雕刻着装饰性的石雕“鲤鱼跳龙门”：门楣中间的一座重檐歇山楼阁式建筑象征龙门，龙门四周祥云缭绕，而在龙门左边则是云水翻腾，其中有三尾鲤鱼在跃跃欲试，有一尾的前半身已穿过了龙门，头已变为龙首，后半身还露在龙门之外。在龙门的右侧，已有飞龙在起舞，驾雾腾云，仿佛在呼朋唤友，又如高手过招——鲤鱼一旦跳过了龙门，就化成神龙了！ 古语说：“一朝登龙门，则身价百倍”。“鲤鱼跳龙门”反映了古代科举制度下儒生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态，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具有社会竞争的场景。无论是士商还是农耕者，在古代只要有仕进的可能，就没断过望子成龙的念想。虞守愚立虞大宗祠门楼，将石雕“鲤鱼跳龙门”的图景刻在如此显要的位置，寓意不言自明，它在激励家族后人，奋发进取、耕读传家、光宗耀祖。 一祠一世界，尽显古人智。一座座宗祠就是先祖前贤辉煌事迹的陈列馆，它承载着一个个家族千百年的岁月荣光，是家风家训家规忠实的守护者。这些粉墙黛瓦、马头错落的古宗祠，以雕代绘，将工匠的创造力和先辈们的精神追求，一刀刀、一笔笔地镌刻在门楣、梁枋、雀替、斗拱、牛腿、花窗槅扇上，赋予了这些古宗祠审美价值以及更多的精神价值。后代子孙从这些青石门牌、牛腿雀替上镌刻着的精美图案中，可以读到忠、孝、廉、勤、义、仁、善的历史故事。它们，也是乡土民俗的最完美的注脚。 聚族而居的守望相助 “亲戚担对担，邻居碗对碗”。一个人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滋养。其中，宗族在传统社会中更是发挥了教育民众与维持礼俗秩序的功能，义乌聚族而居的普遍情况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 在科举制度下，进士是精英中的顶尖人才。所谓“金榜”，就是揭晓科举考试殿试成绩的排名榜，“金榜题名”即是考生考中了进士，荣登殿试录取榜单。义乌民间重视宗族的亲戚关系和家族团结，父辈们潜移默化的家风家教，则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家族中有一人出山了，其他的兄弟姐妹也跟着出山，一人号召全族动员。如在华溪村，虞复一家就有“父子三进士”之说。 虞复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历信州知州、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宁国知府、朝议大夫。虞复的两个儿子：虞琮（继子，虞复兄虞益之子）为咸淳年间（1266年－1274年）发解进士（宋发解试相当于明清乡试，通过发解试者称贡士，相当于举人）；次子虞璞，为咸淳年间浙漕进士（南宋时由诸路转运司所举行之牒试，因转运司又名漕司，故称漕试，其性质同于发解试）。另外，虞复之裔虞槻，登洪武庚申科（1380年）进士第，官至山西静乐县丞。 不过，华溪虞氏最为出名的要数虞守愚家族，一门中了四名进士，包括虞守愚和他的堂兄虞守随，以及虞守愚的两个后人。 虞守愚是一代名医虞抟的侄儿，于嘉靖二年（1523年）中进士。他从知县一路做到了大理寺丞、佥都御史、提督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处军务、大理寺卿、南京刑部侍郎，最后告老还乡，救济贫困，捐资助学，著书立说。虞守随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虞守随与虞守愚年龄相近，但他比虞守愚登进士时间早了9年，可惜虞守随享年仅47岁（虞守愚享年87岁）。嘉靖皇帝即位后，虞守随上“皇陵正议”，反复数千言，极其辨晰。皇上正要下诏起用，他却“寻以疾卒，不果”，人咸惜之。虞守随与虞守愚也由此被称为“兄弟进士”，所授的“兄弟进士”牌匾至今还悬挂在华溪村的“中袷祠”内。 虞德烨是虞守愚的孙子，是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扬州知府、湖广按察副使、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虞国镇则是虞德烨的孙子，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官授香山知县、翰林院检讨，敕修纂《武经七书》。虞守愚与虞德烨、虞德烨与虞国镇，都被称为“祖孙进士”。 在华溪村的“中袷祠”内，还悬挂着一块“父子大夫”匾额，其主角为虞富陵与虞樟元父子。虞富陵于“同治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正科”（1862年）乡试中获第六名（亚魁），任安徽东流县知县，例授奉政大夫，为官清正廉明。虞樟元为虞富陵次子，在光绪年间任浙江上虞知县，晚年在上海行医。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聚族而居”是宗族的基本特征，也是形成望族的前提条件。义乌绝大多数的村落都聚族而居，一姓一宗族，而从一个普通宗族发展为名门望族，则需要有优秀的人才队伍为后盾，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保障，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努力。其中，名人因在社会上具有号召力，是传播望族思想价值观的关键人物，在家族内部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明代刑部尚书吴百朋家族便是如此。 吴百朋（户籍姓名吴伯朋）家族历代均有人才涌现，各领风骚。吴百朋长子吴大缵，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乡试中举（第四名），官至府同知。吴百朋之侄吴大绅、吴大绩也分别出仕，吴大绅由恩科生员历任广西太平知府、中宪大夫；吴大绩由县学生员改武职，累军功历任明朝两广游击、昭毅将军。 吴存中为吴大缵之子。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吴存中赴北京应试，名列乙榜，郁郁寡欢，朝廷曾拟授他为都事，可惜未任先亡，抛下了吴之器、吴之识、吴之文、吴之艺等4个未成年的儿子。 吴之器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乡试中举，授兵科给事中，清兵入关后，任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巡道。他曾立下誓言：“不为宰相，则为谏官。”可见他当初胸怀大志，是立志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吴之文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岁贡，次年考入太学，曾任新昌知县，清兵入关后辞官归田。 吴云垂为吴之器长子，为清顺治元年（1644年）恩贡，授遂昌知县。 诗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一个家族由于人口素质、社会地位等较为接近，最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互相景从交往，共同形成了对地域文化的辐射与影响，特别是宗族名人之间的前后相望、更唱迭和，得以振藻扬芬、风雅相继、孙枝荣秀，森森如立竹。 陇头朱的朱时雍为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岁贡，任处州府府学训导。他育有四子，长子朱懋芳是明万历戊戌科（1598年）进士，初授吉安府永丰县令，后历任南京礼部主事、礼部主客司员外郎。三子朱懋艿入太学，考授（通过考试始授给官职）州牧。 朱之锡是朱懋芳的从侄孙（即堂侄孙）。他是清顺治三年（1646年）首届进士（第二甲第八名），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等职。 封建社会的家族观念之重，血缘关系始终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由于家族成员间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爱好以至知识结构、伦理道德观念等都会相互熏陶、相互感染、相互影响，因此许多历史名人的子女、亲属都会跻身于名人之列。除了受家族名人的影响，家族的力量还可通过婚姻交游来完成，“姻亲圈”实际上就是家族力量的一种外扩。 倪仁吉的父亲倪尚忠是浦江通化（今兰溪梅江镇倪大村）人，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历授顺德知县、吉安府同知。倪仁吉上有倪仁祚、倪仁祐、倪仁禴（早逝）、倪仁祯等四个哥哥，其中四哥倪仁祯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初授大常博士、礼科给事中等职。据说，当时倪尚忠采用了“以文取郎”的择婿标准，选择的结果是在倪仁吉17岁那年嫁给了大元村的秀才吴之艺，而吴之艺的曾祖父是明嘉靖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的吴百朋。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恩荫制度，除了血缘亲族之外，婚姻关系对确保官职的世袭起着重要作用，建立在文化层次相当基础上的家族联姻，就成了维系家族兴旺与壮大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婚姻为何讲究“门当户对”的缘由。这样的“门当户对”不仅体现在吴百朋与倪尚忠的两个家庭中，也体现在吴百朋与龚一清、朱懋芳与倪尚忠的两家“姻亲圈”中。 倪仁吉的婆婆即吴之艺的母亲（吴存中之妻）龚氏，是松门里（今稠江大水畈）龚一清的女儿。龚一清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云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朱懋芳育有二女，“一适浦江主政倪尚忠次子倪仁祐”。朱懋芳的儿子朱宅歧为邑庠生（秀才），生有“孙男二……次基巩，娶倪氏”；生有“孙女三……一适浦江宪使倪仁祯儿子一庭”。古时的这种“姻亲圈”，促进了宗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培育杰出的人才奠定了重要的传统伦理和多元知识的基础。 |
GMT+8, 2024-5-20 0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