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写在冯雪峰诞辰120周年之际

趁纪念冯雪峰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新翻阅《冯雪峰全集》《冯雪峰纪念集》《回忆雪峰》《回望雪峰》中的纪念文章，由不得令人肃然起敬，顿使人感到“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冯雪峰形象在我面前越来越高大。

选准“目标”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小山村。9岁那年，他搁下放牛鞭离家走进了学堂。小学毕业后，他偷偷地跑到金华，以第一名的成绩为一位同学代考上金华中学，得到的报酬是这次赴考的路费和食宿费。然后，他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的“五四运动”波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罢课抗议学潮。作为这次学潮的带头人，冯雪峰被开除学籍。在金华无立足之地的他，不得不转而来到杭州，准备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

1921年秋，18岁的冯雪峰考进了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第一师范是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主要阵地。校长经亨颐思想进步，积极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教师中除了有被誉为“四大金刚”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还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名家，真可谓名师云集，难怪进步学生也纷纷慕名负笈而来。

这样的文学氛围，激发了冯雪峰文学上的才能，也培养了他文学理论上的素养。

在西子湖畔，他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徜徉其间，人杰地灵的山水，青春期躁动的情感，激发了这些人的灵感。因此，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章节的“湖畔诗社”应运而生。

作为这个诗社重要一员的冯雪峰，在青春年少的19、20岁时，就先后出版过两本合集：《湖畔》（1922年）和《春的歌集》（1923年）。从此，使他从一个文艺爱好者成长为一个被世人瞩目的诗人。应该说，这是他一生文学道路的起点，这个起点不低，使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一个初出茅庐者来说，实在不易，他是幸运的。

两本诗集的出版，震动了诗坛，一时洛阳纸贵。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清新的风格、浓郁的情感，感动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甚至毛泽东等人，他们为此留下了一连串的赞语。

“湖畔诗人”四位少年的脱颖而出，特别受到青少年们的欢迎，成了他们的青春偶像。有的把《湖畔》和《春的歌集》作为课余读物，甚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图书馆里也出现了这两本诗集。当时的《文学旬刊》《晨报副刊》《文学周报》等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给以充分肯定。

除了报纸杂志，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周作人等著名作家都写信，勉励他们继续为新诗努力。尤其是朱自清支持最甚，5月18日，即《湖畔》出版仅过去10天，他就写了《读〈湖畔〉诗集》一文，予以高度赞扬。后来朱自清把他们的诗集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在导言中恰如其分地肯定他们是爱情诗的开拓者。这无形中确立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影响度而言，《湖畔》虽不如同一时期的《女神》而屈居第二，但从诗的艺术风格上讲，《湖畔》与浪漫主义的《女神》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难怪有人说：“……《湖畔》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获得成功的现实主义新诗作。”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除了诗歌，理论界评价，冯雪峰的寓言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开创性的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陈早春称其“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奠基者”（《回望雪峰》5页）。

也有人说：“……冯雪峰不光以他的诗歌，同时主要的是以他的寓言创作奠定了其在20世纪现代文学中不朽的地位，冯雪峰的寓言创作的成就在他同时代中无人与其项背，冯雪峰是著名的现代寓言作家。”（《回望雪峰》242页）。

锚定“航标”

除了著名的文学家，冯雪峰还得到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冯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冯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冯雪峰虽然离开了令他陶醉的西子“湖畔”，但在北京的他，文学的情结却更加浓烈，于是，他婉拒了毛泽东的盛情邀请。

他之所以赶到北京，还有个原因是，挚友柔石、潘漠华已先他而到了北京。在北京，虽然囊中羞涩，但他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忍着饥饿而怀揣潘漠华的听课证，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在这里虽然饥寒交迫，却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温馨最为亮丽的时光，其中原因之一，这里有他心目中最崇拜的一位老师——鲁迅先生。

同时，在这里，除了柔石、潘漠华，还有张天翼、王鲁彦等人。他们虽然身无分文，却都青春如火，而且都热爱文学，或写作，或翻译，相互支持，给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兴许是受周边人的影响，冯雪峰除了旁听接受新知识并从事文学创作外，还以惊人的毅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自学方式学会了日文，使得他能够阅读大量的日文书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学日文后，他开始翻译日本的短篇小说，但很快就转向翻译苏俄文学。从1926年初开始，他以日文翻译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人著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其他介绍苏俄文学艺术的书籍，如《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等著作。

他专心编译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苏俄文学虽处于曙光期，离开正午的光尚有不少的距离，但“革命文学的最特色底现象，却应在这期间看。想表现新世界观或无产阶级的理想的要求，想表现革命和生活的新组织所给与的新体验的倾向，或想艺术地再现这历史的瞬间的冀求，及为了这些一切诗人的继续着必死的奋斗，以求表现的新形式的努力——这些都和他们的最初尝试一起，能够容易地在这期的文学里窥见的”。（《雪峰文集》2卷748页）这也可以看出，他热爱的是苏俄文学中所反映的十月革命后的新世界观、无产阶级理想和新的革命生活。

自此后的四五年时间，冯雪峰总共翻译了12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介绍苏俄革命文艺运动的书籍，此外还翻译了包括马克思、列宁著述在内的30多篇论文。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出版和发表，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来说，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意义。而且不论是从时间的早晚来衡量，还是从所完成的工作量上来看，在当时，冯雪峰都是前无古人的。他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所建立的这一奠基性功绩，早就被鲁迅先生所首肯。

对革命文艺理论，冯雪峰研究视野广阔，用心最切，用力最深，所以称他是当代革命文艺理论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并不为过。连多少对他有点门户之见的胡乔木，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承认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仅有的三个半理论家之一，与鲁迅、瞿秋白等并列（《回望雪峰》7页）。

当然，这些革命文艺理论的形成，离不开鲁迅先生的熏陶，但在形成过程中，冯雪峰也时时地影响着鲁迅先生，两个人在互为探讨乃至争论中使革命文艺理论逐步成熟、逐步完善。

找准“坐标”

这些革命文艺理论的翻译及富有中国特色革命文艺理论的逐步形成，不仅影响了他人，也影响了他自己。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方背叛了革命，发生政变，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军阀绞杀。在这样极端恐怖、充满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偷生者叛离，懦弱者动摇，悲观者消沉，而真正的革命者却显示了斗士的本色。这一年6月，经张天冀介绍，冯雪峰毅然决然地“拎着脑袋扑向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士。

也正是这一年的11月，军阀在查抄北京的北新书局时，发现冯雪峰为纪念李大钊等革命烈士，曾在自己的译稿扉页上写下“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的题签，因而成了当局通缉的对象。为逃避军警的追击，在未名社避居近三个月后，南下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1929年10月，奉党组织之命，同鲁迅商讨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问题；是年11月，在鲁迅指导下，开始编辑《萌芽月刊》；1931年4月，在鲁迅指导下，由他负责编辑、出版、发行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文学导报》）；这一年的12月11日，与鲁迅共同编辑的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创刊号得以发行。

在白区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时时有生命危险，1933年11月，一次出外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扭住，多亏他边动用“义乌拳头”，边机智地高喊：“有强盗绑票”，得以逃脱。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已受到敌人关注，让他离开上海，几经周折，是年12月下旬到达江西瑞金。

到瑞金后，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长（校长是张闻天，副校长是董必武）。1934年5月，改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校长是李维汉、教务长是罗明）。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组织上安排冯雪峰到陕北党校，参加“纠正错误肃反”工作，由于他正直无私，从而保护了一批青年干部，包括习仲勋。

1936年4月上旬，中央决定派他重回上海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和他促膝长谈，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交给他四项重要任务：

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秘密联系，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与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如沈钧儒等，以及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三是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建立并发展上海党的工作；四是加强文艺界工作的管理。

在上海期间，他还尽心尽责，干了不少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为毛泽东找到两个儿子。

冯雪峰到上海后，派李云去给宋庆龄当联络员，专门负责宋庆龄与冯雪峰及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并交代她要想办法寻找毛泽东在上海丢失的两个儿子。找了几个月，李云在城隍庙附近粥摊旁看到了两个小孩，怀疑是毛泽东的儿子。得到情报后，冯雪峰换了便装，赶到了城隍庙。据李云回忆：当时冯雪峰“连哄带骗”地将两个孩子带到了吃饭的地方，“为了让孩子放下警惕，冯雪峰不时地与他们聊天，渐渐熟络起来，便问，‘你们是哪里人？’毛岸英回答，‘湖南人’。终于，我们确定了两个孩子的身份。”

妥善保管并传递方志敏烈士从狱中送出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稿。

1935年1月底，方志敏在江西玉山被俘。在狱中，方志敏不仅正气凛然，坚贞不屈，而且以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撰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9篇文稿及7封书信。这些心血之作，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共产主义者对信仰的忠诚和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将与这位革命先烈一样，名垂千古，永昭后人。而这些凝聚他满腔赤诚的手稿，是冯雪峰想方设法得以妥善保存，新中国成立后转交给党中央，并征求中宣部同意后，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期间，把方志敏遗著的出版列入议事日程。

承担重要的秘密使命——对上层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除了张闻天、周恩来布置的四项任务以外，冯雪峰还接受了一项重要的绝密使命，就是统战工作。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曾给冯雪峰一封指示信（《新文学史料》1992年4期）：

……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董健吾）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刘子青（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往陕北的代表）关系要弄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冯雪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与国民党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以及陈诚、胡宗南黄埔系，还有华北的韩复榘、张自忠、傅作义、阎锡山等实力派周旋，开展统战工作；同时还为党中央筹资，为中央红军购买紧缺药品。1936年10月26日，还“至四川省政府面见（国民党军阀）刘湘，经过会谈，刘湘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民族危急的当前，他将不再参加内战和‘剿共’。”当晚，民国期间著名企业家，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刘航琛表示，“既然患难与共，在经济上可以提供帮助，十万八万没有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又动员宋庆龄做了许多调停工作。

1945年，重庆谈判前，冯雪峰第一个得知国民党准备利用重庆谈判之机，长期软禁毛泽东，他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同志，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得以提早制订迫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

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中共中央与鲁迅精神之间，架起了一座心桥。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冯雪峰对上海的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别的不说，单就他沟通党与鲁迅的关系这一点上，就为后人所称道，也使鲁迅先生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孤苦”和“寂寞”的生活，有了些许温馨的意味。对于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来说，这种温馨对于心灵上的慰藉，是难以低估的。

对于党中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鲁迅最初是持怀疑态度的，比方说，对“左联”的解散所持的态度即是如此。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冯雪峰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去见鲁迅先生，并与他住在一起。这样就有了充裕时间，向鲁迅详细介绍“关于红区、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鲁迅了解这些真相后，并没有立即打消这种怀疑，因为本能的对敌人的仇恨与憎恶，“在极短的时间内甚至于影响到他对新的政策的认识”。但是，经过冯雪峰与他的推心置腹的交谈，鲁迅“明白了而且信任了毛主席对时局的英明的观察和他的领导上的天才，以及我党和红军的力量”。原先的怀疑态度逐步消除了，鲁迅就热烈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坚信红军必胜。他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而且表达了跟随这个党战斗的心愿：“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胜任的，用笔！”

通过双向沟通，毛泽东对鲁迅不仅予以认可，而且给以高度评价，他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间接向全世界传播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长征胜利第一人。

在鲁迅家中，冯雪峰会见了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与她整整谈了两个下午，除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主要介绍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的经过。史沫特莱曾回忆当时情况：“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我会见一位作家，他是作为中国红军的代表刚从西北来的。他参加了那史诗般的长征，这是整个军队穿越过一万两千英里的平原、大河和高山的历史性的行军……他的叙述虽然是平静和真实的，但是却充满了无数难以令人置信的艰苦和不屈不挠的图景。”（《史沫特莱回忆鲁迅》，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3期）。

埃德加·斯诺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有着深厚的感情。1936年6月至10月，他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写下了那部著名的纪实性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1937年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又多次再版。汉学家拉铁摩尔曾评论说，“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一本书，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而闻名于世，一本书也让作者被历史铭记。而这位作者得以到陕北采访，也是冯雪峰“请示中央之后送去的，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6月底7月上旬之间。史（斯）诺系从北平动身到西安；我从上海派董健吾（因他会说英语）到西安……”（《冯雪峰全集》8卷374页）。

代表党中央幕后主持鲁迅治丧活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溘然逝世。噩耗由潘汉年发电报在保安的党中央。”（《张闻天传》349页）按照党中央指示，冯雪峰在幕后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冯雪峰与宋庆龄、许广平等商量，起草治丧委员会名单，主张由宋庆龄出面主持鲁迅追悼会，并通过《大晚报》《大公报》《新闻报》《日日新闻》《申报》等报刊，登载鲁迅逝世的讣告及治丧委员会名单。其中，冯雪峰所拟写的有毛泽东名字在内的九个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因当时其他报纸不敢披露，只在《日日新闻》刊载。同时，通过工会、共青团、救国会等组织散发讣告，发动各团体及广大群众参加鲁迅追悼会。诚如程中原所评价：“在国民党统治区，悼念鲁迅的活动同发扬民族精神、进行抗日救亡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直接组织这次活动的，在平津是刘少奇，在上海是潘汉年、冯雪峰和救国会领袖胡愈之（特别党员），而代表党中央进行具体指导的，是张闻天。”（《张闻天传》349页）。

团结上海文艺界同志，输送50多位知识分子到陕北，以向世界介绍一个“红色中国”。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等疑问，在不少知识分子头脑中挥之不去。于是，冯雪峰在上海期间，送50多位知识分子到陕北，包括丁玲，“后来，他请示了中央作了安排，把我送到延安。”（丁玲《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回忆雪峰》54页）。

上海文化界人士到红色根据地后，受到隆重欢迎。尤其是丁玲，中宣部在一孔窑洞里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三十余人出席了欢迎会。丁玲走进会场时，周恩来热情招呼她：“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里来！”

在陕北红区，由丁玲、成仿吾、伍修权、徐特立、陆定一等34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推选丁玲当主任。

丁玲在红区时间并不算长，但在党的关怀下，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却是她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一个转折，也是她文学艺术风格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中央批准丁玲当红军上前线的要求，就在丁玲跟随红军主力南下到达庆阳的时候，收到毛主席用军事电报发来赠送她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对第一位进入陕北红区的女作家丁玲的高度评价和极高期望。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毛主席把文艺抗战所能起的作用看作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毛主席一生创作的诗词，题目中写明“给某同志”的，只有《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和这篇《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足见这两首诗词的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