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以外调外”工作法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11月6日上午，义乌“以外调外”涉外解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义乌市“外调委”主任骆跃军在人民大会堂参会领奖。“还是很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当天下午记者与其联系时，骆跃军的话语中依旧难掩激动之情。

就在10月8日结束的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中，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外调委”）获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时隔一个月，“外调委”再添“国字号”荣誉。小小的基层调解组织，为何屡屡摘得“国字号”荣誉？“洋娘舅”参与基层治理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密码”？

“以外调外” 矛盾纠纷不出市场

“纠纷化解了，我们重归于好，又能继续合伙做生意了。”近日，在“外调委”的调解室内，一起涉外经济纠纷在外籍调解员米卡协调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作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之一，义乌对外贸易活跃。2013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更是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义乌对外贸易额随之逐年增长，涉外贸易纠纷不可避免。

如何高效化解涉外纠纷、打造更优涉外营商环境，是当时摆在义乌面前的难题。

“‘外调委’没成立前，涉外纠纷采用传统调解手段解决。”市司法局商城司法所工作人员丁莉丽回忆，有效沟通是调解的关键。但普通人民调解员大部分不会外语，外籍当事人在参与调解过程中也普遍没有身份和文化认同感，这就导致调解成功率很低。

针对这种情况，2013年5月，义乌创新设立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探索“娘舅和调”等多元纠纷调解新模式，“以外调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市场、消解在萌芽。

吉尔吉斯斯坦籍姑娘米卡，就是一名外籍调解员。2017年偶然的机会，米卡得知“外调委”在招募翻译，便报名参加。一次次调解中，米卡发现在中国有矛盾纠纷不一定要打官司，还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她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魅力。

如今，外籍调解员队伍有来自13个国家的14名外籍人士，他们发挥懂外语、会贸易、讲信誉的特殊优势，和中国调解员一起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部门联动 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径

“外籍调解员参与矛盾纠纷调解，不但破除了语言上的障碍，更能增加调解亲和力、公信力，大大提高调解成功率。”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以外调外”工作法是义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路径探索，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为打破涉外调解中经常遇到的时空限制，“外调委”联合多部门创建“微信调解室+共享法庭”“线上云调解+线下面对面”等远程调解模式，极大缩短了跨国商事纠纷调处时间。“外调委”还在国际贸易服务中心设立了调解室，在各大市场设置了20个调解受理服务点。

近年来，义乌多部门联合积极推动涉外服务进社区。2020年，浙江省首个移民事务服务站——金城移民事务服务站在后宅街道金城社区揭牌成立。如今，义乌已有8家移民事务服务站，进一步把涉外服务延伸到基层，真正打通涉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外国人集聚的各个社区还会定期开展汉语培训班、普法培训班等活动，组织中外调解员、外国留学生参与反诈宣传等社会治理工作，促进中外居民交流融合。“通过举办这些活动，让更多外籍居民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重要一员。”后宅街道金城社区党委书记虞晶晶说。

中外融合 汇聚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义乌是全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常住人员1.5万人，每年入境流动人员超55万人。

约旦人穆罕奈德，是稠城街道词林移民事务服务站的“洋娘舅”。他所在的稠城街道词林社区，居住着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常住外籍人士1300余人，有涉外公司300余家，外国人餐饮娱乐场所20家。

在外国人集聚的社区、商业街，除了最常见的商贸经济纠纷，还有因文化、习惯、信仰等差异引发的“小摩擦”。“大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饮食习惯、休息时间、文化教育都不一样，有点摩擦很正常。”穆罕奈德说，“洋娘舅”可以起到促进中外融合的作用。

“洋娘舅”与外籍居民之间有着天然认同感，他们参与社区工作更有利于国际社区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洋娘舅”参与社区工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外调外”工作法，是义乌不断优化涉外治理的缩影。

“外国人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枫桥经验’不断解答新时代课题的生动实践。穆罕奈德、米卡等外国居民的身份，也从义乌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向推动者与完善者转变。”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续写新时代“枫桥经验”亮丽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