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碑斜倚两三松，初县东郊此故封

在颜孝子墓东侧，古时建有永慕庙。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永慕庙，祀秦孝子颜乌，在县东四里，孝子墓左。”

民间传统认为，庙宇乃供奉神像之所，而祭祀祖先的场所则称祠堂（亦称宗祠、家庙）。故作为祭祀孝子之地的永慕庙，又俗称孝子祠堂，简称孝子祠。明邑人吴之器作有《咏怀古迹》诗四首，其一云：“残碑斜倚两三松，初县东郊此故封。道左一抔秦世土，溪头双岭汉时峰。寒原去马嘶遥树，烟郭移屯过夕烽。犹有旧乌山寺外，夜声常和讲堂钟。”

吴之器，字赐如，号神岳，明刑部尚书吴百朋曾孙。家族三代经营“抱瓮园”藏书楼，后改建为“明月斋”，藏书数万卷。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吴之器乡试中举，授兵科给事中，不及赴任，明亡，遂隐居不仕。后其与郡人结为八咏楼诗社，著有《婺书》《明月斋稿》等。

这是一首凭吊颜孝子墓的诗作，诗人借荒寒之境，追怀千年孝行，至今读来，犹觉风声在耳。诗中“残碑”，指颜孝子墓碑。“初县”，秦代始置乌伤县。“故封”，指过去朝廷封赐的颜乌墓地。南宋景定年间，义乌县令李补记述：“邑东之三里有丘焉，曰‘乌伤墓’。秦颜孝子氏事亲孝，葬亲躬畚（指盛土器具）臿（同‘锸’，指起土工具），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伤。后旌其邑曰‘乌伤’，曰‘乌孝’，曰‘义乌’，皆以孝子故，垂二千载（流传延续了两千年）。”

“旧乌”，指当年助颜乌衔土筑墓的乌鸦后代。“山寺”又指哪座寺庙呢？古时在颜孝子墓附近建有永慕庙，但祠庙与寺庙并非一回事，祠庙是礼制类建筑，其核心功能为祭祀祖先、先贤，或是民间认定的山川神祇；寺庙则是以佛教活动为核心的宗教场所。诗人在该诗之后的注释中也写道：“右秦孝子颜乌墓，其侧有寺。”从《崇祯义乌县志》所附的《崇德乡图》所示，在颜孝子墓附近有一座“接待寺”，故此“山寺”当指这座寺。

诗人写道，残破的古碑，斜靠在两三棵松树旁，荒凉之态毕现，而此地正是秦初乌伤县东郊外的旧封地。道左这一抔黄土，是秦代的遗冢；溪上两座山岭，自汉代便已耸立在此。寒原旷野间，远行马匹朝着疏林嘶鸣，平添了空旷和寂寥；暮烟笼罩的城郭外，移防队伍经过夜燃的烽燧，影影绰绰。唯有那山寺之外，当年助颜乌衔泥筑墓的乌鸦后裔犹在。它们在夜半的啼声，总伴着寺中讲学的钟鸣，此起彼落，久久回荡。

诗的最后一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颜乌的孝德感动了群乌，千年之后乌啼与钟声相和共鸣，如同孝道精神从未断绝。

庙建南宋，历经曲折

永慕庙始建于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

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宋端平二年（1235年），右丞相乔行简奏赐今额。淳祐元年（1241年），兵部郎官康植肇立神位。”不过，乔行简奏赐的“永慕庙”，并没有随即建成，康植当时所立的也仅为神位。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华，自其父康仲颖始迁义乌。康仲颖与徐侨有同年之谊，又是同科进士，两人私交甚厚。待康植年稍长，徐侨讲学于东岩书舍，康植奉父之命，“以需次之暇（利用等候补官任职的闲暇时间），执经于徐侨之门者三年”。宋嘉定七年（1214年），康植进士及第，初授奉化县主簿。时值端平更化（南宋后期宋理宗主导的一场改革运动），理宗召徐侨入朝为太常少卿、侍讲经筵，康植随徐侨前往京城。徐侨在经筵讲学中，说起了秦时颜乌之孝行，并言忠孝乃治国之本。

乔行简，字寿朋，东阳人，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义乌与东阳地缘相近、血脉相通，自古同根同源，古时婺州所属各县的有识之士，多因颜孝子的德泽而倍感荣耀。端平二年（1235年），时任右丞相的乔行简，即以同乡身份上书宋理宗，奏请为乌伤颜孝子建庙祭祀。理宗感其孝行，亲赐庙额“永慕”，并命康植携归义乌，饬知县蒋杞嘉于颜孝子墓旁择地建祠。

康植在义乌逗留期间，将建庙事宜托付给知县蒋杞嘉，随后便回京复命。“乔行简欲处以职事（想给他安排个官职），植亟赴书记（赶紧去担任了书记一职），任制置使（后来又做了制置使）”。康植后累官兵部郎官、浙西提点刑狱、宁国知府、福建路转运判官兼摄建宁府事。

时理宗虽赐下“永慕”庙额，然彼时义乌官府财力不济，加之建庙工程浩大，庙却未成。至五年多后，即在淳祐元年（1241年），方在颜孝子墓旁建起了数间祠屋，设立奉祀，供后人凭吊。而永慕庙的真正落成，是在理宗赐额27年后的事了。

李补，永嘉人，于宋景定元年（1260年）任义乌知县（据《崇祯义乌县志》“县历官表”中记载，李补于景定二年任义乌知县）。景定二年，选址于墓东野山背始建永慕庙，庙略呈东西向，至景定三年完成。

永慕庙的建成，遂为后世凭吊孝贤之所。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景定三年（1262年），县令李补始作庙。每岁清明日，县令率僚属祭享，颜其额于庙门。”李补对此写有专记，详述了建庙之事由。

理宗赐额“永慕”，其核心含义是长久思念，可引申为终生感怀、持久敬仰。李补认为：“人心之天，万古一日，虽不以庙而存亡，然不庙则非所以宣上德、永人心之慕也。”

专置祭田，以供祭祀

乌伤以颜乌行孝得名，孝义是义乌建县的根基。宋濂曾作《颜乌永慕赞》，其诗云：“古有醇孝，厥姓惟颜。父丧未葬，行泣道间。我畚我锸，是薶是瘞（‘薶瘞’，即‘瘞薶’，亦作‘瘞埋’，古代祭地之礼，泛指埋葬）。彼群乌何知，衔土予助。我冢既封，乌吻血流……”

颜乌孝心葬父，乌鸦衔泥助葬，这一传说感人至深，成为古时孝行的典范。故事口口相传，家喻户晓，流传为千古美谈。元末明初，汪广洋途经义乌，专程拜谒了永慕庙。

汪广洋，字朝宗，江苏高邮人，元末进士，明朝初年宰相，受封忠勤伯。其通经学，尤工诗歌，著有《凤池吟稿》《淮南汪广洋朝宗先生凤池吟稿》，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被赐死。

伫立在荒凉的古庙前，汪广洋目睹了残破的墙垣、焦枯的断树，无不令他惊心动魄；又见饥鸢下啄惊起尘土，天际愁云密布，耳畔仿佛传来历史的呜咽，心中涌起无尽的苍凉。由此，他用虞韵（平水韵中上平声的第七韵部）铺陈，写下了《过义乌拜颜孝子祠》一诗。

此乃一首杂言诗。诗歌以“嬴秦虎视”“吮民骨髓”开头，揭露了秦代暴政的历史背景。其诗云：“颜孝子，尔虽生不遇，时死有可模。嬴秦虎视吞八区，阿房作宫咸阳都。筑城万里非久图，吮民骨髓民骨枯。凤凰不鸣贤者逋，虎狼在肘嬴识无。”

继而，诗人借“读书怀远谟”展现其志向，以“采荼食橡粟”体现其孝行，并通过“山空谷底”的环境烘托与“悲歌慷慨”的声音描写，塑造了颜孝子心系远大、奉亲至孝的形象，深刻展现了其丧亲后的哀恸之情。诗人云：“当时孝子靡所夃（通‘贾’，此处引申为求得、谋取、安身之意），闭门读书怀远谟。有亲在堂垂白颅，朝食橡粟暮采荼。山空谷底谁与徒，悲歌慷慨声呜呜。归来堂上亲已殂，白日惨淡天模糊。扪心向天哭不苏，愁云在树棺在途。”“橡粟”为栎树的果实；“荼”，是一种味苦的野菜，常用来比喻生活的艰辛或清苦。诗人借颜孝子食栎实、咽苦菜的艰辛日常，彰显其至孝之心与坚韧品格。

接着，诗人又写道：“对面非朋友，侧身寡妻孥（妻子和儿女的统称）。出门暴风吹裂肤。哀哀求人谁肯徂（前往帮忙料理后事），人不汝从从者乌。乌伤乌伤（乌鸦啊乌鸦）日就晡（指傍晚时分），继之以血将其雏。以喙助土不告痡（疲倦），至今故冢生春芜。嗟嗟颜孝子，特立太华孤。秦日苦短不可扶。王风斫丧世道污，衣冠毁裂沦泥涂。君父视之如豢刍（泛指牛羊猪狗等牲畜），荒凉古庙森双梧（两棵梧桐树繁密茂盛地生长着）。饥鸢下啄惊愁狐，何人为子陈清酤（对清酒的称呼）。我今下马拜义乌，义乌义乌空（白白地、徒然）万夫（指众人）。”

汪广洋此诗描绘了颜孝子在艰难环境中侍奉亲人的感人场景，表达了诗人对颜孝子的追思及对其品格的敬仰，并借“泥涂”等典故，暗含对世道人心的讽喻。

永慕庙之落成，绝非易事，亦非终局。其间饱受兵燹之灾、风雨之蚀，几度倾颓又几度重光，沧桑变迁尽在其中。随着建筑日益老化，修缮成本与频率不断攀升，待到主体结构彻底损毁，便唯有重建一途。

至明代中后期，永慕庙规制为三进三开间，且增配了楼、龚二孝子合祀。

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明洪武间，屡修屡废。永乐十五年（1417年）知县李玉、正统五年（1440年）县丞刘杰俱重建。复毁。万历元年（1573年），知县梅淳即故址重建堂三间、寝室三间、门一间，四周为垣。堂以享公，以宋孝子楼公蕴、明孝子龚公昙配享。春秋二祭，又设颜公父神位于寝室，祭之日并奠。”

明万历三年乙亥（1575年）夏四月，知县梅淳撰有《重建永慕庙》记云：“余自缙云移令义乌，即闻县之得名以颜公感乌。公，秦人，父丧，负土葬之。乌衔泥吻伤。故秦名县‘乌伤’，继改今名。呜呼异哉，颜之为孝也！感于乌，灵且怪矣。乌独灵于颜哉！即下车，访父老，诣乌伤坟。见土封高耸，越千载如一日。去公坟，仅五步，宋景定二年，县令李公补，建公永慕庙。去公坟南十五步，草棘荒蔓，已成丘墟，视之令人悲且惕焉。”

梅淳，号凝初，明直隶当涂（今安徽省当涂）人，由进士初知缙云，寻以调繁（明代任官考核制度，通过评估官员能力与职事繁简程度进行岗位调整，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来义乌县。重建后的永慕庙，呈现出一幅怎样的新图景呢？梅淳在该文中写道：“于是基地方正，鸠（聚集）工集材，爰（于是）举厥事，邑人争助力，构之为寝室四楹，享堂四楹，门房半之，缭以周垣（用围墙环绕）。既成祭之。妥（安放、安妥）神在堂，设豆（古代盛祭品的器皿）在几（几案、供桌），一时褒崇之典（褒扬尊崇的典礼），焕然新矣！”

永慕庙由官府兴建并管辖。祭祀孝子被视作官方要务，定例每年举行春秋二祭，每次耗银二两。为此，县衙专门置有田地二十亩，归颜孝子墓附近的接待寺僧耕种，其收益用于祭祀。田租不够，再由官银补凑。

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初，正统中，知县刘同、县丞刘杰置祭田二十亩，命接待寺僧岁种以供祭祀。年久莫稽（无法查考核实）。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知县周士英清出，仍命寺僧管理，裁定祭品每祭用豕一、羊一，牲盐果食各五，计该银二两。查县每次原有祭银一两二钱五分，议派作猪价，香烛及调和等项。其羊只并五牲、五果、五食，取足寺租银七钱五分四厘。祭期择仲丁日专祭，仪注具如后‘忠贤祠’。”

几兴几衰，屡有修缮

至清代，永慕庙屡经修葺。

清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嘉平月（农历十二月，即腊月），金华知府马日炳撰有《重修永慕庙碑记》云：“义乌为婺郡属邑，先名乌伤，嗣名乌孝，今名义乌。其名递更，而其义总本于孝子也……自宋迄明，建祠崇祀，兴废凡几，迨我朝前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年），闽变（指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时值三藩之乱），祠遭兵燹，今五十余年矣。余承乏兹郡，己酉（1729年）冬，因公赴邑，首谒墓前，见土封累然，而其祠已尽堕，于荒烟丛棘中，心甚恻焉。因思圣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致祭无所，曷以劝民，亟就墓损之塌者，修完固，复于墓南十五步，访祠旧址，仍谋所以建之。越辛亥年（1731年），前令马议以罚锾（即罚金）为工费，余欣请于前宫……未几，告成。中堂置龛，奉孝子颜公位，左立宋孝子楼蕴，右列明孝子龚昙，循旧典也。后寝室，秦孝子父名凤，春秋以时，并祀体孝子志也。”

重修后的永慕庙为何等规制？马日炳写道：“祠屋凡三层，前门五间，门楼高十有九尺，广十有三尺，深二十有一尺，榜有‘永慕庙’；左右房一间，深广如楼高减十之一；中堂三楹，高十有五尺，深分十五而加二，广三丈有五尺；寝室三楹，广如堂，高深俱减堂之二尺；左右厢各一间，广十有二尺，深如之（进深也同样是十二尺），高减十之二（高度比宽度减少十分之二）。基深左右各十有二丈二尺，前广十丈有七尺，后减前十之一，缭以崇垣，凡三十有三尺。鸠工于辛亥九月朔，迄于壬子（1732年）二月十有二日，续请允制府程筑亭祠左，高十有六尺，周经七丈有八尺，计用白金三百四两，有奇勒石于亭记之。”

古时的东江桥乃义乌交通要道。为彰显颜乌孝行，方便外地人瞻仰祭拜，在清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年）冬十月，马日炳在东江桥旁建造了亭子，亭中设有石碑，中书“颜孝子故里”五个大字；同时，标明永慕庙和颜孝子墓的具体位置，让过往的行人都能看见。

马日炳在此碑中还撰有碑文：“孝子姓颜名乌，秦时人，至孝感乌，县以得名，余向览志乘，至群乌衔土筑坟，心异其事，景仰已久。今来金郡，义乌为属邑。得瞻孝子遗迹，亟思表扬，以为（以此作为）风励（用含蓄委婉的方式鼓励、劝勉）。除建祠、修墓外，复立碑于东江桥之道衢，表其宅里，俾（使、让）来往之人，有所感发，而兴起焉。”

马日炳之所以大力彰显颜乌的孝行，旨在引导学子明道德、厚孝行、立忠义，从而确立理学的纲领。这也正如马日炳在《重修永慕庙碑记》中所述：“孝子祠墓，非土著，莫知其处。因建亭通济桥（此处指东江桥，但东江桥又名兴济桥、广济桥、永济桥，无称通济桥），树碑其上，大书‘颜孝子故里’五字，并揭墓所在，桥切往来孔道，俾行旅目之得所瞻仰，顺人心也。”

马日炳在该记中又写道：“今我彰颜公祠，欲学者，道德敦孝忠孝立，而理学之大纲举矣。以是佐张公于万一，或不为无助，过此以往，士子诚。沿流讨源（由表及里、追溯学问根本），而悟学之有本，下逮负败涂人（指失败落魄者或底层百姓）亦人骎骎（形容渐进、日益向前的样子），兴于仁让，以相慕效，岂不休哉。是则守府者（地方主政官员）有所厚望焉。”

至清乾隆年间，永慕庙祭产改由颜、楼、龚三家孝子之子孙共同管理。此在《嘉庆义乌县志》有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祭产归于颜、楼、龚各孝裔承管，收息输粮办祭。”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永慕庙再次得以重修。至民国时期，永慕庙依然颇具规模，存有三进殿堂、两庑厢房，墓产则由佃户管理。

民国七年（1918年）八月十八日，时任义乌县知事（县行政长官）邱峻贴出《昭得本邑东门外永慕庙为荣祠》的告示，对永慕庙进行严加保护，以维护社会风俗教化。布告称：“颜、楼、龚三孝子，之所载入志乘，由来已久。所以激扬孝行，奖励风俗，其意至深且远。凡有血气瞻仰庙貌，久宜同深，起其相保守，讵容（岂能容许）任令颓废。”

这段话的意思是，兹有本县东门外永慕庙系属荣祠，其中的颜、楼、龚三位孝子的事迹，都已被载入县志等书籍中，且由来已久。（官方）以此来激励弘扬孝道品行、劝勉改善风俗，用意极为深远。凡是有血气的人，在瞻仰了这座庙宇后，早就应当产生（敬仰）深刻之情了，起而共同保护它，岂能容许任凭它衰败废弃？

该告示在肯定永慕庙“荣祠”地位的同时，对其现状表示担忧，并予以严厉批评：“乃查近年以来，庙董保管未周，附近人民辄在庙内堆放农具，任意糟蹋，以致庙宇破漏，祠事阙如，言之殊堪痛恨。本知事维持名教，振起风化，与有其责。除令县自治委员会督同颜、楼、龚三姓后裔，迅即切实整理，并妥筹善后保守办法外，无论何人不得在庙内自由使用，以保崇祠，而资观感。”

最后，该布告亮明了县公署的态度，表示要对那些屡教不改者进行严惩：“合行出示布告，阖邑人等一体知悉，须知孝为百行之先，本邑之有孝子庙，尤为本邑等殊之遗徽，务各尊崇保守，以期勿替，自此布告之后，倘敢故违……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也。特此布告。”

显然，彼时地方当局依然推崇颜乌的孝行，并坚定保护永慕庙，其“以孝立教、以祠化民”的治理理念与历代官府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