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孝义文化延千年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义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幸福家庭的道德基础，根植于商城大地的孝文化是义乌传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华彩篇章。

义乌是一座以孝命名的城市。“颜乌葬父、孝感天地”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像一股不竭的清泉，滋润着乌伤大地后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陶冶着人们的灵魂。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后，始置乌伤县，自新朝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起，曾一度改名为乌孝，到光武帝时又恢复为乌伤。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起称义乌，至今未变。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义乌为孝子过化之乡。”乌伤县名的由来，相传“秦颜孝子氏，事亲孝，葬亲躬畚锸，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后旌其邑曰乌伤，曰乌孝，曰义乌，皆以孝子故。”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乡邻和睦、尊老爱幼、敦亲尚孝，这些伦理道德代不乏人，且代代相因。诚如嘉庆《义乌县志》所评说：“……所谓施诸后世，放诸四海者，无异道也。吾乌，县以孝开，冢留秦壤；忠孝堂，颜、宗并祀，视他邑更轶伦矣。”

孝义是义乌的文化之源，流传于义乌的民谚、歌谣中也能窥其一二。如谚语称：“孝敬公婆自得福，孝敬田地自得谷”；“敬九十九杯坟头酒，不如敬一杯喉头酒”；“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等。歌谣则更多，如《仙英哭夫》：“……日头晒来热烘烘，公婆前来劝一通，劝阿仙英去嫁侬（人），仙英勿愿嫁老公，服侍婆婆服侍公，公婆过辈（去世）再嫁侬……”又如《花名宝卷（劝世文）》：“孝敬公婆为第一，自己也要做婆身；侬（你）若勿把大人敬，遭人轻视被人恨；在家尽心敬公婆，何用南海拜观音；一心只管行孝道，皇天不负孝心人。”在《劝孝歌》中则唱道：“孝为百行首，诗出不胜录……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奉劝为人学，孝经宜早读。人不孝其亲，不如畜与禽。悲乌尚反哺，羔羊尤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料与木……”

两千多年来，义乌百姓孝行甚笃，有孝名留世的人历代不乏，尤其历代名人更是躬修孝德，多存口碑史记，常励宗族乡里。据《义乌县志》记载：秦有颜乌；汉有杨乔；三国有骆俊、骆统；唐有骆宾王；宋有徐侨、宗泽、陈熙晋、黄净德、石子定、楼斗南、楼蕴；元有朱震亨、黄溍；明有王袆及王绅、王绶父子，陈思任、商节、丁文明、吴百朋、倪仁吉、龚昙、陈侯周、毛学舜、陈樵、杨芾、傅商弼、陈文言、金文泰、方稠、楼德运、金文亮、王汶、楼楷、朱叔诚；清有朱之锡、胡之翰、骆宁桢、陈无咎、陈幌、王应麟、金汉鼎、楼景联兄弟、陈世耀、陈万年、朱孔云、金肇进三兄弟、骆宁桢、傅文权、朱兆先、吴湛、金来仪、陈崇斋、陈士浩、龚起晕等，有的事亲居而养乐，有的事亲病则致其忧，有的事亲丧哀而祭严，有的因事亲而务实且成就大业，有的父母在不远游，有的以德报怨，有的舍身救亲，还有践行父母遗愿等，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可传可承、可述可学的的孝举，谱写了一幅幅璀璨夺目的孝义图，成为了中国孝义文化中厚重而闪光的一页。

古人以孝为天性，代代相传，今人仍以孝为准则，视之为人伦道德的根本，视之为行为规范和做人的美德。陈望道、冯雪峰、吴晗、龚献廷、蒋仲苓、吕新庆、杨守春、罗兆梅、李冬莲、龚辉昌、贾献章等，有的倡导孝道新理念，有的拜师学医悬壶济世，有的陪母亲同床而眠，有的几十年如一日服侍婆婆等，他们的孝义的故事在家乡成为美谈；更有义籍台湾乡亲每年清明扫墓，以及义工之家、爱心公社等爱心组织的孝义善举薪火相传，更是孝行天下的风骨。

孝义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与根本。崇尚孝道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情感和个性特征，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是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是可以退守和栖居的精神家园，也是增强文化认同的宝贵资源。

义乌人的孝行传统精神具有“务实、贴近、富义、尚勇、弘源”的内涵，孝义文化建设活动是打造义乌城市新名片、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一项重要举措。

孝既是一种传统美德，要与时俱进。为深入开展“弘扬传统文化，打造孝义之城”活动，要紧扣“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的新时代孝义内涵，把孝义文化作为城市治理和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精心创设各种活动载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将义乌打造成孝义文化传承高地、传播高地、教育高地、志愿服务高地、先进典型示范高地，为打造“重要窗口”，建设世界小商品之都提供精神动力、道德支撑和强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