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救母成大医

《黄帝内经》载:“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纵观古今，若要成为一名大医，医术须精，医德当诚。”

义乌一地，历来名医辈出，尤以“三溪”为最。三溪者乃丹溪朱震亨、华溪虞天民、黄溪陈无咎，代表了每一个时代的义乌医学高峰。

朱震亨(1281-1358)，自幼聪敏，读书务求理解精义。青少年时读经书，企望通过科举求仕进。可是30岁时，母亲患严重的脾病。他心情焦急，请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治不好。原来这些医生，大都医术粗劣，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盲目搬用《局方》。开的药大同小异，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时，他深深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因“众工束手”而立志学医，日夜攻读《素问》等书，经5年勤奋苦学，既治好了母亲的病，也为日后的成就打下良好的基础。

后来，朱丹溪到东阳师从许谦学习理学，其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此时，又一个打击从天而降，崇敬的老师患了重病，前来探视的医生们无能为力，近乎绝望的许谦对他说：“我卧病已久，非精通医术的人不能救活，你聪明灵活，能不能改行学医呢？”

朱丹溪听了老师的话，也勾起了许多惨痛记忆：孩子受了内伤，伯父患瞀闷，叔父鼻衄，弟弟腿痛，心爱的妻子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虽然每次都散尽钱财，最后却只能看着亲人惨死在庸医手下。此时，他豁然开朗，要使泽德远播四方，唯有学医济人，毅然断绝仕途，决意专心从医，两年后治愈恩师多年顽疾。

朱丹溪在实践中领悟到风行南北的《和济局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穷之病”，流弊不少，于是决定外出求师，最后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尽得精髓,更有继承与发挥。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创造性地阐明了“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较系统地创导了滋阴学说，名列“金元四大医家”，誉为一代宗医，医著有《格致余论》《素问纠略》《局方发挥》《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补遗》及《宋论》《风水问答》等。他的理论学说与临床经验在世时即引起人们的重视，自明代至清初的整个医学界，几乎全受丹溪学说的支配。现代中医临床广泛使用的大补阴丸、越鞠丸、左金丸、虎潜丸、保和丸、趁痛散、曲术丸等，都是出自朱丹溪的制方。

朱丹溪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不仅因母亲有病才立志学医，其对母亲的奉养也堪称典范。他的奉养方法主要体现在饮食方面，让父母平淡饮食，不给老人吃特好吃的东西。他母亲以前有点痰饮，由于恪守饮食清淡，过了七十岁后，居然没有了。

朱丹溪医术高超，往往一帖见效，人们亲切地称他“朱一帖”“朱半仙”，更重要的是怀有仁道医心，凡是有求医者，不计路途之远近，报酬之多寡有无，皆视人病如己疾，常施药于贫病，而不取分文，广受百姓爱戴。

虞抟（1438-1517），字天民，也是一个因母多病立志学医的孝子。他承祖父家学，潜心研读各种中医经典著作，继承发挥朱丹溪医理，但不局一家之言，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其治伤寒宗仲景，疗内伤法东垣，小儿诸症则崇尚钱乙，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医学理论。

虞抟的医疗经验与医学理论不但遍传国内各地，而且闻名于海外。著有《医学正传》《方脉发蒙》《证治真铨》《苍生司命真复方》《半斋稿》等医学著作，并在学术上创造性提出“两肾总号命门”“三焦腔子之说”的医学理论。至今，医界的重要著作《中国中医中药名医名方总汇》中收入虞抟验方就达156个之多，可见其对祖国中医科学贡献之巨大。日本各中医院校皆以虞抟的著作为医学教科书，足见其医学理论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陈无咎(1884-1948) 是遵从母亲劝告，采取自我救治走上从医之路的孝子。他自小禀性聪慧，好静勤学，一心致力于科举。22岁时，因患病疟疾，寒热往来，迁延月余，遍请乡医诊治，毫无效验后，他听从母亲劝说，开始学习传承医学，将家里所藏的医事书籍罗列在床榻上，随意取来阅览。经过研究后，自用《景岳全书》所记载药方，服了一剂后就见效，数剂后就痊愈。从此，激发了他潜心钻研中医的极大兴趣。后来，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研读法科，课余钻研博物、解剖、生理、心理、理化诸学科，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学业完成后，应友人邀聘到上海行医，因治病有应手奏功、妙手回春之效，医名渐噪东南。

1919年，陈无咎奉孙中山之召入广东。期间，曾为孙中山号脉诊病，深得先生器重，曾亲笔题“磨夷研室”匾额赠之，可惜这块原悬挂于故居的赠匾现已佚失。

陈无咎不仅将其一生医学钻研心得及其治病实验、教育经验写成《黄溪医垒》《黄溪大案》《内经辨惑提纲》《中华内科学讲义》《金匮参衡》等专著，而且在开展中医自救、促进中医革新、推动中医教育发展上功不可没，可谓是中医药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和创新者。

在义乌，还有众多仁义志士，如明朝的朱鸿、金守宪等，也因父母生病笃志岐黄，罢儒精医，因为在他们的理念中，真正孝顺的人是在父母生病时，懂得一些医理去保护他们。

杏林三贤，不惟悬壶济世，医德可风,更兼医术精湛，救死扶伤，又善烛幽探微，著书立说，独树一帜，堪为后世医学界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