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命该写杂文

编者按：真正的杂文家是有逆风独立的风骨的。权势威压、庸俗诱惑、生活磨难都难移其志。郭振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杂文大家。他不说昧心话、不做昧心事，捍卫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做人原则，笑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化作一篇篇深刻幽默的杂文作品，为同道中人树立了标杆。本报《群言堂》创办时，郭先生年事已高，但仍给予关心支持。在郭先生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80岁以上的杂文家”之际，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现发表采访文章，以表敬意。

耄耋之年，自认老而无用，很少与外界联系。然而，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委会却把我列入17位有突出贡献的80岁以上的杂文家予以表彰。同道中人给予的这份温暖令我感动。另外，杂文专委会让我谈谈是如何走向杂文之路的。

把人生过往片断相连，可以清晰地看到，早年经受极“左”影响，成年后看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改革开放后全民族的思想大解放，竟为我铺就了一条杂文写作之路。社会为我的杂文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良知催促我以杂文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和人间痛痒，历经磨难后笑对世事的态度给我的杂文镀上了幽默的色彩。我写杂文有着冥冥之中的必然。一句话，我命该写杂文。

人生磨难造就了我的杂文立场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诗圣写给诗仙的诗句，也是多少有风骨文人命运多舛与创作艰辛的写照啊。二十世纪五十代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一个农村少年从求学之始，到后来的就业、写作，都印证着这句诗。这个少年就是我。

1964年我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新乡化学纤维厂，先后当过子弟学校教师、宣传干事、供销员。学校出现了政治标语，造反派头头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件要命的事安到我学生的头上。我坚持认为这不像我学生的字迹。造反派头头竟威胁要把我投进牛棚。我顿时觉得自己已到了“反革命”的边缘，天天惶恐不安。直到公安鉴定结果出来，我说的没错，我才觉得自己可以继续活下去。

极“左”思想给我们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我这个普通知识分子有了触及灵魂的彻骨之痛。生活逼着我思考此痛的根源。于是我拿起了笔。磨难，历经岁月的沉淀，则变成了能让我在杂文写作时对比现实、警示未来的一笔财富。

诙谐幽默成就了我的杂文风格

虚伪的人害怕生活的镜子，暴虐的人打碎生活的镜子，笑对人生的人却能从生活的哈哈镜中看到大写的真实。如果说读书、教书使我囿于校园，社会接触面还不够广泛的话，那么，当国营企业的供销员则让我目睹了更多的荒诞。

供销员其实名不副实，应该是“催货员”。也就是说，工作任务是催促供货方，抓紧时间，把欠我们的计划内原材料尽快发出，否则，就会耽误我们的正常生产。

我是十月份当上供销员的。已经到了四季度，可是东北某林场迟迟不把计划内的木材运来。一旦拖到来年元月份，这供应“计划”就泡汤了，作废了。我十万火急地奔赴东北，催讨木材。

我到了东北大城市哈尔滨，凭介绍信，走进一家地方国营旅社。到房间掀开被子一看，几只胖乎乎的虱子正在蠕动，顿时让我感到要呕吐：“你们的旅社怎么会有这么多虱子呢？”想不到服务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哪家旅社能没有虱子！”

我又在这个省会城市找了四五家旅社，希望彻底破灭，果然是“哪家旅社能没有虱子”！走进房间，有时不用翻被子，枕头下面就能看到胖乎乎的虱子……

在东北三个月，居然没有要来一片木材。虽然三天两头坐小火车去林场找场长，场长总是一句话，有木材，但火车站没车皮，再等等……为啥没车皮？因为没造车皮的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一直等到了年底，希望终于破灭，我们的计划终于作废。我空手而归。

计划经济让国营工厂缺少原材料吃不饱，又让吃大锅饭的国营旅社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却把虱子养得膘肥体壮！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发现社会上类似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并非个例。杂文家有以讽刺之笔揭示怪诞现象本质的能力。生活要继续，社会要发展，在鞭挞假恶丑时把快乐希望带给读者也是作家的一项本领，杂文的幽默也可以让被讽刺对象发抖，惭愧，无地自容。《悼猪》《聪明的奶牛》这些历经三四十年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就是我开发利用生活幽默的尝试。

改革开放促成了我的杂文丰收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来临，使我迎来了杂文写作的春天。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百废待兴。我所在的城市已经停办十多年的《新乡晚报》，于1982年复刊。1984年，我从新乡化学纤维厂调到了新乡晚报社做副刊编辑。这时我已写了不少诗歌，其中《守株待兔者的一个后裔》和《花圈里飞出了幽灵》，还被收进《1919-1986中国百家讽刺诗选》。

《新乡晚报》分管副刊的领导告诉我，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杂文是副刊的灵魂。他要求我的版面上每期必须有一篇杂文。《新乡晚报》发行所覆盖的四区八县，当时常写杂文的仅有三四位作者。杂文缺稿时，作为编辑的我就操刀上阵。有基本的立场，有对幽默的发现，写起杂文来我驾轻就熟。一时间，在新乡范围内，找我请教杂文者，与我切磋杂文者，能把办公室的门槛踏破。

这是一个全民思想大解放的时代。1988年，《人民日报》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杂文“风华杯”全国征文大奖赛。有位作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Q真的阔了起来》。其观点是阿Q这些浑身污点的人，阔起来以后，肯定是吃喝嫖赌，败坏社会风气。应该让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先富起来。

看了这篇作品，我有与这位作者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认为“下海”的知识分子可以先富起来，那许许多多听从党的号召，没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先富起来，他们可以开饭店，办旅馆。比如阿Q，他会舂米，他可以凭着这一技之长，开个粮食加工厂，把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如王胡、小D等，安排到厂里当工人，这也是好事啊。于是，我以虚拟的律师身份，替阿Q写了一份《阿Q的诉讼状》，把《阿Q真的阔了起来》的作者，“告上了法庭”，要他为阿Q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元。想不到拙作居然在《人民日报》副刊头条位置发出，引起了全国杂文界的争鸣。《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都在显著位置予以转载，一时好不热闹。征文结束，我“出彩”了，想不到草根的我，居然获了大奖。15年后，即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把《阿Q的诉讼状》收入该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修辞通鉴》，也收有《阿Q的诉讼状》，把它作为“移今式移时法”的唯一范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杂文创作12讲》一书，更是对《阿Q的诉讼状》好评有加，从它的标题、开头、结尾、素材提炼、构思立意，以及结构和创新，进行了全面阐述，说它是一篇“打破陈规，独出心裁”的佳作。还有很多杂文集，也都收有此文。

自《阿Q的诉讼状》问世后，四面八方向我约稿的信，雪片似的飞来。20年来，在各种评奖中，我的作品获省级以上奖一百多次，有新民晚报的林放杯杂文奖，江苏省报纸副刊一等奖，河南省报纸副刊一等奖、二等奖，全国报纸一等奖、二等奖等。《人民日报》的杂文奖，前后共获6次（其中4次是征文奖，2次是金台奖）。《我想当亏损企业的厂长》，获全国工人类报纸一等奖，中华全国总工会又追加“五一奖”。1998年12月11日，河南省杂文学会举办了郭振亚杂文研讨会，我被誉为“杂文获奖专业户”。我的创作经历，被收入《中国当代杂文家》《走向杂文家》等书籍。

我的名字忝列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中，这与我的《阿Q的诉讼状》等杂文，不能说没有关系。所以，我要感谢阿Q先生，我要感谢为杂文铸魂的鲁迅先生，我要感谢可以真正让杂文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现在，我已进入老年，并且多病，写作于我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古人谓立功立德立言为“三不朽”，我的梦，就是要当好作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言”。拙作，能有一两篇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留存于世，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关注时事，思考社会人生，讴歌这个让杂文百花齐放的时代。我在梦里有时还在对材料进行构思，生命不息，“杂文”不止，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

（原载《北京杂文》2021年第三期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