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义乌古代商贸业那些事儿

探寻与古丝绸之路的渊源

古代常把市和井联系起来，称市为“市井”，市井交易是商业的滥觞。比如，《史记正义》中提到，“古者未有市，若朝聚市汲，共汲水，便将货物井边买卖，故曰市井。”《风俗通》中则认为，“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卖，当先于井上洗濯，合物鲜洁，然后市，二十亩为井，今因井为市。”

在2000年绣湖广场旧城改造工程中，义乌发现了20多口古井遗址。如此密集的古代水井，也从侧面表明义乌古代的商业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翻阅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提供的众多文史资料，可以试着理一下义乌商贸业不同朝代的发展特色。比如，义乌在唐代出现经营盐业生意的盐商，宋时的义乌丝织、酿酒、陶瓷等行业较为发达，明清时期义乌商品生产有所扩大。

义乌与古代丝绸之路或许还有一些渊源。据南朝·宋·无疑《齐谐记》记载：“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宅，云：‘我是蚕神，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今人正月末作糕糜，为此也。”这是义乌本土著作中首次提到的蚕神。

受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义乌对外开放程度和交流速度不亚于中原地区。一方面，西域的高僧受邀来义乌弘扬佛法；另一方面，义乌人傅大士的著作，也回传到丝绸之路上。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据中国国史记载：“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唐代诗人骆宾王在他的文集里，也提到了“大秦”这一个丝绸之路终点的古地名，“西距大秦，杂金茎而孕气；南通交趾，枕铜柱以为邻……”种种迹象表明，唐时的义乌与古丝绸之路的关系密切，民间或有商贾往来大秦和义乌之间。

到了宋朝，经年不断的战乱致使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这时，随着造船业的日渐兴起，再加上罗盘相继使用，一些波斯人大多经海路来中国闽粤等地经商，有的还安家落户。在南宋，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繁盛。原产南洋的胡椒，在这时已成为义乌人的普通商品。被称为“乌伤四君子”的喻良能在其作品中提到：“水硙多至三十具，胡椒满贮八百斛。”

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义乌明朝的商业史更加可圈可点，浓墨重彩。

水陆交通便利催生的商埠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一个地方想发展商业，交通便利是基础。在没有火车和飞机的古代，交通基本就是靠陆路和水路。

据《义乌县志》记载，追溯到古代至20世纪初，义乌设有杭州到古代南昌驿道。从诸暨宣河街入境，经城区进入金华境内，城区东可至东阳，北至浦江。义乌水河运输汗青悠久，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佛堂镇船埠“泊船如蚁”，曾是盐运必经之地，商旅长途往返，多赖州楫水运。顾名思义，义乌江流经义乌，也因此衍生了多个码头。

佛堂江面尤其开阔，这也为佛堂成为明清两个朝代以来的商埠创造了一定条件。据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佛堂码头上的船只可达金华，再由金华可达衢州、严州、徽州、杭州、苏州、扬州，以至更远。据民国时期重修的《延陵吴氏宗谱》记载：当时“四里滩有货船十几只”，而江南村的“号船、货船、码头船就有卅六只”。渔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义乌的客运船叫“交通船”“快船”，义乌——佛堂仅靠江湾码头，稠城至江湾需运行2.5小时，至佛堂3.5小时。1960年10月，稠城至佛堂公路通车，稠城至佛堂的两艘交通船才停航。

义乌商业发展在明代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工商业集市的崛起。据万历六年《金华府志》记载，金华府的义乌县有市13个；万历二十四年的《义乌县志》记载，当时的义乌有集市16个，包括被很多人熟知的湖塘市、青口市、江湾市、光明市、赤岸市、倍磊市、苏溪市、双林市、花溪市等。到了清朝嘉庆七年，义乌已有集市29个，与明万历时相比，几近翻了一番。

除了集市外，明代义乌还有十多处街市。如被后人熟知的倍磊街商业模式就形成于明代，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度繁荣。大约在明代正统年间，绣湖有“湖亭渔市”一景。正德二年，明政府下令撤销义乌等县共三十八处税课局。

可别小看这些集市、街市，在当时它们构成了密集的网络，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集市充分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

商人经济地位的提高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说，在旧时尤其封建社会，相对重才轻财，读书考取功名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最出息的事”，退而求其次才是操持匠业和当商人做生意。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这是《琵琶行》中的几句诗。读者可以透过字面意思体会到诗句中散发出来的哀怨以及无奈。商人首先要跟着利润走，否则做不了商人。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有其他价值都被放在次要位置，包括亲情、爱情。

据相关人士分析，到了明代，义乌商品经济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有了快速发展，已经有人脱离农业生产转向工商业。如，有关资料中提到，明洪武年间下骆宅人骆得源“家甚富，充千石”，其次子专门做粮食生意，经营“南粮北运”，去北方销售粮食，赚了钱后，曾经在“背景顺天府大兴县第四厢富户地方，设田三百亩”。商人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有文字记载，义乌隐士金守宪曾提到“弟喜驰猎，好行贾，隐士勿禁也”。

令人称颂的是，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除了在国内走南闯北外，也有义乌商人开始把目光瞄准了国外，尝试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外贸”。

“出塞贸迁，波斯珍异，载满归船”，根据赤岸的冯氏宗谱记载，明末清初，赤岸人冯允奇开始做外贸生意，足迹到达中东地区。据有关人士推测，冯允奇当时出国经商的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先从义乌坐船到金华，然后转达衢州上岸，从江山翻过仙霞岭，到达福建境内，再从漳州月港出海。据悉，冯允奇是目前发现的义乌最早从事外贸的商人。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义乌的商业活动也受到了影响。大概从康熙中叶起，社会生产从恢复期转入迅速发展的阶段，清代商业资本的活动领域也逐步开拓。顺治十八年，种蔗制糖的技术传入义乌。从此，以卖糖换钱的“敲糖”生意迅速崛起，至乾隆年间达到极盛，义乌全县约有“糖担”万副，“敲糖帮”以廿三里、苏溪两地最为集中。随着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义乌逐步形成了成规模、有组织、系统化的“敲糖帮”和行担经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古人在商贸领域的智慧和探索，为后世子孙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义乌糖蔗种植人数和面积的增加，以义乌红糖制作的糖食品也流行起来。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初年，义乌民间糕点技师流入杭城，摆摊设店，渐成杭城糕点中的一支流派，主要以糖制小食品居多，以吴义泰、傅香村等茶食糖果号产销的麻饼、寸金糖、麻片为代表，形成了“义乌帮”。

据《浙江经济纪略》（民国）记载，当时义乌的商道主要有三：一是至宁波旱道，从东乡过东阳；二是赴苏杭大江水路，从南乡过金华、兰溪等处；三是赴临、绍小江水路，由北乡过诸暨等处。而长期持续的商业流通，也孕育了义乌独有的商贸文化。

“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这句俗语道出了义乌人性格中勤劳勇敢的一面，以及为了生计敢于走南闯北的胆识和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