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乌，九十岁的藏家蔡宝昌守护着一沓沓泛黄的纸页与一块块沉甸甸的搪瓷铁牌——其实，它们是过往千家万户门上曾张贴的“门牌”。这些看似寻常的门牌，不仅记录着人丁职业、家户成员，更印刻着地方治安制度与税赋印记，悄然编织成一张完整的社会治理网。 随着时代变迁，门牌从详尽的纸质文书演变为简明的搪瓷地址标识，但其背后承载的家族轨迹、行政沿革与乡土记忆却从未褪色。 贴在门上的“户口册” 走进义乌老藏家蔡宝昌的家，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时光深处的门。古陶静立，收藏有序，空气中弥漫着旧纸与陶器交织的淡香，古韵悠然。蔡老缓步从里间取出一沓泛黄的档案，纸页轻薄，上面“门牌”二字的墨迹依然清晰，就像凝固了一段段沉睡的旧日故事。 “这两张，都是清光绪年间义乌的老门牌。”蔡宝昌轻轻摊开纸张，声音温和如叙家常。其中一张，正中印着端庄的“门牌”二字，自右向左，逐行书写：“署义乌县正堂高”“南乡青口庄第四甲”“一户民王景东 职业 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给”……户主名下，还细细列着家庭成员姓名，左侧赫然盖着县衙朱红官印，格式严谨，信息详实。据相关史料记载，清代的门牌重在登记人户详情，尤其突出户主与人口数目，成为当时管理户籍、约束民户的重要依据。 今年已九十高龄的蔡宝昌，收藏老门牌并非偶然兴起。他是诸暨人，在义乌工作并退休后，渐渐沉迷于收藏各类老物件，尤其钟情陶瓷古器。2005年，义乌市收藏协会成立，身为发起人的他，自觉担起了搜寻与保存本土历史记忆的责任，开始系统关注流散民间的各类“老票证”。 谈起与门牌的结缘，他眼中闪过一抹光。多年前，他在佛堂一位藏友那里，见到一堆杂乱泛黄的故纸。随手翻捡，竟是清代至民国的田契、房契、婚约等。“一元一张，我花了八百多，全都带回来了。”蔡老笑言，那堆故纸中，就夹着三四张珍贵的门牌。 起初，面对这些密密麻麻的竖排文字与陌生格式，蔡宝昌感到茫然。他特意请教当时市志办的相关人员，对方欣喜地告诉他：“这正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史料，您找对了！”从此，每逢周六的古玩市集，蔡老便格外留心故纸堆里的门牌、税票、契约，兴致日浓，收藏渐丰。 “古代门牌，可大有讲究。”蔡宝昌展开几张不同年代的门牌，如数家珍。他收藏的门牌中，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多清晰标注乡保地名、户主、丁口、职业、年龄，并加盖官印与编号。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不少门牌下方还印有“安全警示”，例如“禁止赌博盗窃奸拐抢亲”“禁止称神说鬼扶乩结盟拜会”等条款，俨然一份贴在门上的微型乡约。 “可惜一张乾隆年间的门牌，早年被一位金华人收走了，一直觉得遗憾。”蔡老轻声感叹。而他的收藏中也有不少外县、外省的门牌，名称各异：有的叫“烟户门牌”，有的称“蒙化门牌”“循册”，而江西省直至民国，统一沿用“门牌”之称，内容相对简略。 在蔡宝昌看来，这一张张贴在门上的纸页，远不止是户籍标识。它们的背后，是一套规范的社会治理网络。“官府通过这些门牌，不仅掌握人口、维护治安，更关乎税赋、徭役、兵役的调派。”他缓缓说道，“门牌贴在每家每户门上，既加强了人口管控，也便于官吏随时抽查。流动之人、隐匿之户，皆难逃其眼。” 这些泛黄的纸门牌，如今静静躺在收藏夹中，却曾鲜活地贴在千家万户的门楣上，见证着一个个家庭的生计、变迁，也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管理逻辑与乡土秩序。它们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曾经盛行的、关于“家”与“国”之间细致而深刻的联结。 搪瓷门牌上的时光刻度 蔡宝昌打开另一个盒子，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柔韧的纸页，而是一叠沉甸甸、泛着冷光的金属——那是他从义乌及周边地区悉心搜集来的蓝底白字搪瓷门牌。虽然边缘已泛起锈迹，釉彩也有些斑驳，但那份经由高温淬炼的硬朗质感，依然无声地诉说着不同于纸质文书的悠久历史。 “这也是门牌，是铁皮做的，更经得起风雨。”蔡老抚过一块门牌的表面，指尖轻颤，应是微凉的触感所致。他解释道，搪瓷门牌以铁板为基底，表面经过搪瓷工艺烧制而成，因其坚固、耐腐蚀、色彩持久，逐渐取代易损的纸质门牌，广泛钉挂在城乡各家各户的门楣墙角。 历经多年寻觅，蔡老已收集了50多块义乌早期的搪瓷门牌，并一一拍照留存。记者细看这些藏品：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深褐色的锈痕，部分字迹已被时光磨蚀得略显朦胧，但格局依然清晰——每块门牌自上而下均分为四栏：首栏标明“义乌县第X区”，第二栏是村名，第三栏是中文编号，最下方则是对应的阿拉伯数字。例如，“义乌县第一区上社乡”“义乌县第二区倍磊镇”“义乌县第三区香山第四乡”“义乌县第四区义和乡”……这些地名，有的如今已更名，有的则随行政区划变迁而湮没无闻，使得这些铁牌成了刻在金属上的地理记忆。 “和清代详细记载人丁职业的门牌相比，搪瓷门牌简化了许多，只聚焦于地理位置标识，回归其最核心的定位功能。”蔡宝昌将两块不同时代的门牌并置，对比鲜明。他查阅多方资料后推断，此类搪瓷门牌在民国早期便开始推行，然而具体沿革在义乌地方史料中记载寥寥。他曾萌生过绘制一份《民国早期义乌行政区划示意地图》的念头，将门牌上的地名一一落位，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旧时区划变动频繁，资料散佚，难以悉数考证；况且，是否收齐了各乡各镇的门牌，也是一个未知数。”但他并未放弃，这成了他收藏背后一份孜孜以求的学术追寻。 这些厚重的门牌，不仅是收藏品，更是实证史料。此前，蔡老已将一组八块珍贵的义乌金属门牌捐赠给义乌市博物馆。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对此评价道：“这些搪瓷门牌以其独特的材质与时代信息，为义乌研究早期地方行政建制、地名变迁乃至城镇街巷的原始格局，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它们沉默如铁，却言之凿凿。” 从纸张到铁皮，从详尽的家户档案到简明的区位符号，门牌形式的演变，折射出社会治理重心与时代风貌的变迁。蔡宝昌守护的，正是这一系列贴近当地的历史刻度。它们钉在门上时，指引着邮差与访客的方向；如今陈列于藏匣中，则为我们指引着回望来时之路的方向。 |
GMT+8, 2026-1-13 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