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查禁《水浒传》

倘说明清两朝被列入“诲盗诲淫”范畴的文学作品，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首当其冲。尤其是到了清代，它更是作为一部“奸盗诈伪之书”被严令查禁。作为一代英才，施耐庵写《水浒传》，虽说是取材于宋，但不只是宋朝的事，而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现实反映，处处生动地描写官员的贪婪残酷、下层百姓走投无路的反抗，尤其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删去了后三十回中“招安”的内容，只剩下造反的故事、叛逆的火种。这也是顺治年他罹祸被杀的主要原因。

据明人记载：从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可知，“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两传，自谓有谋略”。而一旦入主中原，爱新觉罗氏力图天下太平，稳坐龙椅，当然容不下以“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为主题的《水浒传》。康熙五十三年（1714），礼部颁布了禁毁包括《水浒传》在内的“淫辞小说”法令：“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辞，在内（京城）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外省）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圣祖仁皇帝实录》）”这一法令后载入《大清律例》。

乾隆十九年（1754）初，广东东莞莫信丰和增城王亮臣分别聚众起事。七月，直隶、山西又相继奏报邪教案。乾隆帝将民风恶化而入帮入匪，归结为受到了《水浒传》的不良影响：“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高宗纯皇帝实录》）”随之，吏部转呈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折，云：“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传》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胡定在奏折中重提康熙五十三年礼部颁布的“禁毁坊肆卖淫词小说”法令，提出必须严加查禁：“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等语。查‘定例’，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裨文业诸书，其余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违者重究。”乾隆批谕：“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高宗纯皇帝实录》）”同治七年（1868）2月，丁日昌任江苏巡抚第二年，就上奏折，要求查禁焚毁“淫书”“以端士习而正民心”。得到恩准，4月便公布了两批禁毁书单，共计268种，其中列有《水浒传》。丁日昌认为“近来兵戈浩劫”源于“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

在《水浒传》中，唯一给人温暖的是民间的那种情感，即扶贫助弱。官家把那个社会生态破坏殆尽，人民必然自救，舆论称之“侠义”，其实就是人心。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出现了一部与《水浒传》题旨对峙的作品《荡寇志》，作者为俞万春。他认为《水浒传》把犯上作乱者写得可亲可敬、官员写得可耻可憎，“与时代不合”。他反其道而行之，写朝廷如何剿灭梁山造反者以彰显卫道理念。

当然，直面清廷的查禁，还是有清醒者予以抗争的，如刘廷玑说：《水浒传》“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在园杂志》卷二）”近读著名学者王元化《思辨随笔》，其第115则提及《水浒传》卷首金圣叹写的三篇序文，尤其是写给他儿子释弓读的“序三”。他认为：天下的禁书，无论文网如何森严，钳制怎样厉害，“即欲禁亦岂可得”？禁止“不可禁”的书，再没有比这更愚蠢更笨拙的事了。王元化评论：“尽管金圣叹批《水浒》时流露出不少偏见，也说了不少昏话，但他对于禁书的见解，不仅高出迂腐短见的大人先生，也高出当时许多统治者。”

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对《水浒传》以文学价值审视，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得多”。尽管清代屡屡查禁《水浒传》，但据不完全统计，从顺治至同治231年里，这部“奇书”还是刊印了2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