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禁止缠足不了了之

随着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留辫与不留辫遂由风习问题变成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剃了发，意味着彻底屈服，精神崩溃，也就是没有了精神生命，成为清朝的“顺民”。其实，清廷征服汉人的施政除了强行剃发，还有禁止缠足。柳亚子把清朝政权初建时强制推行“薙发令”与“禁缠令”，明确看作是对汉族男女双管齐下的民族征服政策。

顺治元年，朝廷曾下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顺治十七年，皇帝又下诏禁止缠足，称：如果再让妇女缠足，其丈夫或父亲杖八十、流三千里。但没有像剃发那般动真格，相反旗人竟然也有女性青睐缠足。于是，康熙三年，清廷再申关于缠足的禁令。按康熙帝的上谕，“自康熙元年后所生之女概禁缠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当官的，交吏兵二部议处；是平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然后流徙；其家长若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之后清廷又多次下谕，包括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也曾下令禁止缠足，甚至晚清时期，慈禧还下令正式废除裹脚制度，但缠足并未敛迹。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缠足之风仍未停歇。如鲁迅《以脚报国》云：“虽是现在，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有学者考证：《史记·货殖列传》说燕赵的卖笑佳人“蹑利屣”，利屣，即尖鞋也。见于北宋时期的壁画，女艺人的脚整体小，前端瘦。南宋后，由拘束而变为缠足。诚如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元丰以前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三寸金莲”成为上层社会一种高贵的象征。到了元代，《西厢记》里崔莺莺的脚成了“半拆”（约三寸）。缠足是为了满足男子某些特殊的癖好，而对女性身体是极大的摧残。清代小说家李汝珍《镜花缘》中对裹足的经过作了鲜活的描述，而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在《笠翁偶集》则如此评价“三寸金莲”：“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他的这种“日间怜惜，夜间抚摩”的精微思量，当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方绚《香莲品藻》云，“三寸金莲”有三贵：肥、软、秀。

毋庸置疑，缠足是一种传统性的陋习，但满人没有缠足的习俗，清廷禁止缠足绝非体现革除陋习的进步意义。清朝初年，统治者力图在装束方面以满变汉，下令男子剃发，女子放足，男性服了，女性则反抗（当时有“男降女不服”一说）。据《东华录》记载，女子以自杀来抗拒放足。清兵入关之初，曾强迫汉人剃发。禁止缠足与剃发一样，都是旨在改变汉人的传统习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缠足被视为汉人保持最后传统尊严的要项之一。梁启超说：“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清廷对“薙发令”严格执行，决不宽贷，但对“禁缠令”则较为放松，因为女子地位低下，在当时的社会格局中，并不构成对清朝统治的威胁。

客观地说，清廷禁止缠足的法令不能说不严厉，可是习俗的力量根植民族心理，一纸上谕并没有多大震慑作用，民间缠足的陋习依然如故，延绵不断，足见传统习俗之顽固。清朝，妇女缠足业已是举国上下的一种传统习俗，这种畸形的审美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汉人心目中，缠足乃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况且从操作看，禁止缠足远难于剃发。三岁开始裹脚，直到成人时骨头成型，下令禁止，得把已经裹成的小脚再掰开，即便如此，也难以放成“天足”。清廷无奈，禁令只得不了了之。

清末的维新变法，推行反缠足运动，各地成立了“天足会”。直至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这一陋习才开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