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十八腔为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义乌十八腔 隔溪不一样
在一个1100多平方公里的县域内，方言差异竟如此之大，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颜逸明先生在《吴语概说》中说：“吴语内部的差异，大而言之，南北不同；细而分之，城乡各异。丹阳话‘四门八音’，无锡话无锡县志分为七种。”可惜颜先生没来义乌调研，不然在他这部专著中可以添上精彩的一笔。然而，像“义乌十八腔”这样一种复杂的地方方言，言语学研究的也仅仅是一种表层现象，其实在言语的后面可以反映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

         义乌话作为古老的汉语，其早期形态如何已不得而知，现在只能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越语。汉代末年以后，一批批中原人迁移义乌与本地人杂居，中原汉语不断地影响着当地人说的越语，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义乌话。

         北方移民进入义乌处于不同的时期(如东汉、西晋、五代、北宋等)，来自不同的地区(如陕西、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安居于不同的村落，因此在同当地语言的融合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差异，从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风格。在义乌话中，有许多词语明显地带有北方各地的语音，有晋语、有汴音，甚至还有同属吴语的姑苏软语。如“小孩子”，苏州人叫“小干”，义东人也把男女小孩统称为“小干”，而义西人的“小干”，仅指男孩。当然，千百年来，言语在逐渐地发生着演变，但发生的演变也只能在小区域范围内。在封闭的古代社会，人们互相交流的范围很小，窄小的文化圈，使语言差异长期得以保持延续。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人们的乡土观念强，人们总倾向于在一地安居，因此我们的社会文化、民俗文化都是带有地域性的。在大范围的地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小范围的地域文化。在县域文化中，也会存在大小不一的文化圈。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大小，直接决定了文化圈的空间大小。义乌属丘陵地带，山川溪流妨碍了人们更大范围的交流。因此，古代义乌人有可能频繁交流的活动范围，一般在方圆10公里以内。这种文化圈表现在语言上，就是相对固定的方言圈。尽管义乌人历来都有很多人外出闯荡，经商、游学、从军、从政，但他们无力改变家乡的方言。“打官话要下雨”——如果归来的游子说普通话，马上就会遭到人们刻薄的嘲讽。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义乌人打官话。”义乌人讲普通话不标准，怪腔怪调，曾被认为是很可笑的事。但是，县域内语言差异太大，以致于听不懂，总得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于是，不知何时开始产生了“义乌官话”，一种带有浓重义乌腔的普通话。“义乌官话”，外地人基本能听懂，义乌人全听懂。解放以后，开会很多，“义乌官话”迅速流行，义乌籍干部在公众场合基本上运用这种语言。后来，随着干部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较为标准的普通话逐渐取代了“义乌官话”。在开会和其他一些公众场合讲普通话，这是周边县市乃至许多南方大城市都不容易做到的。普及普通话，义乌人走在了人家的前面，这是“义乌十八腔”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近年我在浦江工作，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义乌十八腔”的神奇。浦江毗邻义乌，面积同义乌差不多，可是浦江话不存在多少“腔”，因此也就不曾有过“浦江官话”。浦江机关里开会都说浦江话，我有听懂“义乌十八腔”的内功在身，基本能听懂浦江话，看着非浦江人的工商局长、银行行长瞪着大眼傻乎乎的模样，直想笑。这时我想，在义乌的外地人真幸福，而这幸福恰恰是“义乌十八腔”造就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经济活动和社交范围的迅速扩大，小农社会的地域文化圈已不复存在。因此，义乌话正快速趋同，“义乌十八腔”正走向消亡。在现在的年轻人中，能讲一口纯正“义乌十八腔”中的某种方言的人已越来越少。

         一方面，义乌话正在趋同；另一方面，义乌作为全国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开放性城市，普通话已成为义乌市的第一语言。如今，城区的孩子们已基本上不说义乌话，孩子之间的会话已完全运用普通话。为了不使各种语言失传，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幼儿学母语。义乌电视台开设的“同年哥讲新闻”，让义乌人倍感亲切，也是人们学说义乌话的好平台。可惜“同年哥”讲的都是地道的“稠城话”，“义乌十八腔”的另外“十七腔”没机会展示。如果由稠城话来“统一”义乌话的话，“义乌十八腔”同样会失传。

         几千年间形成的“义乌十八腔”，将在几十年间迅速消亡，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义乌十八腔”作为一种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很值得人们玩味。如果趁现在尚有人会说这形形色色的义乌方言，原汁原味地录制一批“义乌十八腔”的碟片，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