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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与人文的灵动交响 ——探究义乌四大传统村落的名人集聚效应

2024-5-8 08:39

摘要: 名人集聚效应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义乌四大传统村落则把这个效应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是一门风雅、几代书香、簪缨相继。 义乌民风淳朴,人文厚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诸 ...


名人集聚效应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义乌四大传统村落则把这个效应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是一门风雅、几代书香、簪缨相继。

义乌民风淳朴,人文厚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诸多历史文化名人生于斯或长于斯,星光熠熠,彰显了义乌的人杰地灵,他们是义乌地域文化的“金字招牌”。作为那个时代的上层精英,他们以卓越的成就和非凡的魅力,深深地烙印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并对当地文化圈的形成及影响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历史文化名人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受地理环境、政治因素、族群的文化传承、特定地区的社会习俗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是人类智慧和自然力量完美结合的体现。走进义乌四大传统村落,踏着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让我们一起感悟先贤们的精神品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细细追寻留在历史文脉里的乡情记忆。

一个地名一个传说

形容一个地方人才辈出,常会以钟灵毓秀等词来形容。一个地方能形成一种特有文化和精神气质,自与它充满灵性、蕴秀含幽的地缘特征不无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地处华溪村西的武岩山,因状如“乌纱帽”,被人称为“纱帽山”。而在武岩山下,则是溪流淙淙,因溪旁有花竹秀茂,又有青山环绕,遂名华溪。好山好水孕育了这里独特的风物,赋予了她丰富的人文内涵。

“幽溪窈窕淡娱人,闲泛轻鸥点绿萍。濯锦彩痕初映日,浣花香气自生春。曾闻流水传觞咏,还见微风卷钓纶。岂是桃源忘汉姓,渔郎重到欲迷津。”这是清人虞方谟对华溪这片土地的赞美,诗人来到华溪,被这里的山水风光所折服,于是写下了这首《华溪春涨》。

据《华溪虞氏宗谱》记载,华溪村旁的永济桥是古时东阳去省城的必经之地。由此,对华溪村名的由来,在民间还有另一个说法。相传在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邻县东阳有叫虞元吉者,离家往诸暨买牛,路过武岩山脚下,见此地山清水秀,北瞧文峰像把琴,东望良田像棋盘,西有两山如一本翻开的书,南看武岩山景色如画,东南西北棋琴书画皆备,确实是个好地方!于是,他就随手将手中的“赶牛鞭”往溪边一插,感慨道:“如果天地有灵,这根赶牛鞭能在我诸暨买牛回来时开出花来,我就在这里扎根落户。”

虞元吉走过永济桥,经李塘、过苏溪,赶往诸暨。当天,正有几个放牛娃来到了溪边,无意中将山上采的映山红插在了这根赶牛鞭旁。等虞元吉买牛回来,看见这赶牛鞭“开了花”,他也不食言,回家后就把老婆孩子带到此地安了家,并把此地取名为“花溪”。古代“花”同“华”,虞元吉也就成了华溪的虞姓始祖。

古代的传说总是带着美好的幻想。但一个地方的地理条件,确实会对当地的文化传承产生重大影响,对当地最初的风土人情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古有“孟母三迁”,好的环境可以影响和塑造人,当自然美邂逅人文美,当青山绿水与天籁产生同频共振,即能奏出一曲穿越古今的交响。

乡村的好山好水滋养着历史名人的心灵世界。大元村背靠尧山,前望南山诸峰,秀拔如芙蓉,清澈的山涧绕村环宅,滋润田亩。北宋治平年间,时任义乌主簿的吴造在此地选址开基。而吴造选择此地开基,也有一个传说。

古时大元村设有东、南、西、北四门(分别为麒麟门、还金门、祥来门、涌金门)。一天,吴造带着仆人出东门,步行10余里至缙云乡(今江东街道)东南地界,登上一小山坡游玩,登高远眺,只见南山险峻雄伟,树木茂密苍翠,山花姹紫嫣红,山脚溪水清澈,潺潺东流,真是一个景色迷人的好地方。吴造就携妻带子在大元村定居了下来,并把村后的小山坡取名为尧山,将尧山背后通往东阳的山岭取名为吴孙岭头(意为岭头之上),而自尧山以南,则成了吴姓子孙繁衍生息之地。

尧山是个好地方,明代刑部尚书吴百朋的号也叫“尧山”。明末,大元村人曾在南山修筑万工塘,如今的南山坑水库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其中,在吟咏该村的八首古诗之一《园林雅趣》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山自回环水自湾,水光山色映林峦;几回林下敲棋罢,人在蓬瀛画里看。”

古人偏爱山水,他们常常把山脉河流看作是龙的化身,将山脉视作“旱龙”,河流视作“水龙”。陇头朱村因坐落在一个缓坡丘陵上,正好处于“旱龙”的龙头上,加上陇头朱村的始祖姓朱,便将这里的村落叫做“龙头朱”。但“龙”代表皇权,为避讳就把“龙头朱”改称为“陇头朱”,其中“陇”又含有山冈高地之意。

如今的陇头朱,北倚龙脊山背,绿萦翠绕;南望八宝山,冈峦迤逦,距义乌江约一公里。同时,陇头朱还被两条一南一西的水道环抱着,南面是天湖溪,西面是航慈溪,村民们把它们称为“水龙”。这两条“水龙”与中间的“旱龙”形成了陇头朱的独特地貌。

古人敬仰山水,是因为他们对山水情有独钟。据《义乌县志》记载:义乌县南四十里,有塘名为蜀墅塘。它是义乌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东至蜀山,西至飞来山,南至小山,北至塘下洋,周围十里。”这就是古蜀墅塘的大致范围。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知名学者和诗人金涓来到蜀墅塘之滨隐居,成为塘下洋村的始祖。他曾在《蜀墅头》中这样写道:“溪头自舒散,天澹夕阳微。拂石松边坐,看云水上飞。旧矶双鹭下,小棹一渔归。不觉吟成久,苔痕湿上衣。”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金涓一生不为名利所动,多次推掉老师和好友的举荐和皇帝的征召,归隐于林下月泉,寄情于山野村趣,过着“客来不话功名事,且诵庄生第一篇”的悠闲生活。在这里,有“青村溪尽处,林密隐孤庄”的山庄,有“治亩农归后,蓑衣挂夕阳”的农人,有“寂寂江村路,轻烟晚自生”的江村,也有“孤舟人不渡,两岸夕阳明”的孤舟。展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幅多么舒适宜居、令人神往的山水田园画卷啊!

可见,人杰地灵一词,不仅体现了人的杰出,也体现了奇异山水对人的哺育作用。自古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人才辈出,家乡的奇山异水,是哺育志士仁人成长的摇篮,是滋养文人俊才心灵的依靠,更是家乡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

静寂的宗祠会“说话”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新儒学的推动下,义乌民间更注重血缘家庭、亲情恩义,使修宗谱、建宗祠、置族产成为风尚。其中记录着一个家族的荣耀和持家传统,以及崇尚“忠孝节义”的家风家训,是维系一个家族团结进步的共同纽带。清史大家冯尔康指出:“宗族发展到宋代之后,不再是皇族、贵族、士族及官僚的群体,平民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使它进入了平民化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则是祠堂的普遍出现和一部分平民掌管宗祠,宗族的集体经济增多,私家修谱逐渐兴盛,取代了往昔的官纂谱牒。”修谱与建祠的相互促进,使同族的联合得到强化,宗族社会的色彩日趋显著,如同中华民族的血脉,生生不息。

家有谱,宗有祠。在义乌,一个或数个同姓村落建有宗祠,一般为三进,古祠堂也是村中最为堂皇的建筑之一,这在义乌的一些传统村落尤为彰显。走进义乌四大传统村落,历史的烟尘穿越时光扑面而来:起伏的黑瓦白墙,高耸的砖雕门楼,还有那泛着悠悠青光的石板路,无不在诉说着一段段陈年往事。它们或铺展于波光潋滟的溪流之畔,或掩映于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它们就像一位母亲,虽历尽沧桑,却总是天下儿女向往的地方。

大元村历史悠久,村内原建有吴氏大宗祠以及多处小祠堂。吴大宗祠又称“泰伯行宫”,五间三进,两侧有厢房,另有附属用房,抗战期间曾当作校舍来办学。“七幢”是大元村里最上乘的古建筑。它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后遭火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建,五进五开间,成一纵轴线。此后又连遭“太平天国”的战火和日寇的轰炸,现仅存第三、四进和左、右两幢,共16间。其中的承德堂规模最为宏伟,门窗、牛腿等雕刻精细,正厅中悬挂由南京礼部尚书章枫山所题的“承恩”匾额。

章枫山为兰溪女埠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据大元村有关资料记载:某年,章枫山应约从兰溪徒步去东阳卢宅当塾师,不料卢府已另请塾师,只得沮丧而返。路过大元村时,已夜静闭户,他不敢惊动借宿,即息担依井栏坐着。翌日,得知了原委的大元村五常太公,即留下他在村里当了塾师。三年后,大元村人又资以路费让他赶考。章枫山后来乡试中举,列全省第三名,在成化二年(1466年)又得会试第一(称会元),参加殿试时取得二甲进士,历授翰林院修编、南京太常寺卿、南京礼部尚书,诏赠太子太保。在大元村五常太公造了厅堂后,即向他索要墨宝,章枫山遂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题赠了“承恩”二字,意谓曾承五常太公的知遇资助之恩。

一座古祠堂,一部家族史。宗祠是全宗族或宗族某一支共同拥有的建筑,是一个宗族定规聚会、冠婚丧祭、恤孤救灾、表彰义行的场所,也是维系家族的精神纽带。在陇头朱村,不但拥有众多的宗祠,而且大多保存完好,梅陇朱祠、连二公祠、绍九公祠、绍十二公祠、十六公祠(恩荣祠)、贤扬公祠(时思堂)等都是其中的代表,雄伟宏丽。“绍九公祠”以朱肇的辈分命名,三楹两进,三间大厅带东西两厢房,祠堂大门上书有“源远流长”匾,后厅大堂上悬挂“谏台垂史”“盛德堂”额,在正门前方砌有象征尊贵等级的“三步九踏”台阶。这种建筑形制是古代朝廷给予臣子的较高待遇。

一座宗祠,一脉相承,虽历经风云变幻,修续不止。梅陇朱祠由朱肇首建,“嗣后祠毁于火”;至明万历年间,由朱懋芳、朱懋艿兄弟领头扩建,设计成上、中、下三进,后因朱懋芳卒于任上,“嗣是经理无人,垣墙倒塌,门壁散逸,风雨飘摇”;至清顺治庚子年(1660年)五月,在山东济宁总督河道的朱之锡回到陇头朱村,看到倒塌的祠堂后立即筹划修建,并于顺治癸卯年(1663年)完成。此后,族人又对梅陇朱祠进行了修葺,屡毁屡建,历经沧桑。如今新建的梅陇朱祠规模宏大、选材严格、做工精良。

每一座祠堂都承载了一个家族厚重的人文历史,记录着一个家族曾经的辉煌。在塘下洋村现存有两座宗祠,皆为清代建筑、市级文保单位。金氏宗祠为穿斗式结构,前、后进各五开间,穿堂相连。新祠堂前进三开间,上厢房下穿堂;中进五开间,五架抬梁,前后双步,四柱八檩,用材粗大,空间宽敞,左右厢房各三间;后进与中进结构雷同,石柱上有对联雕刻,斗拱、雀替雕刻精美。

科举时代把登进士第称作“登龙门”,在华溪村内保留有一座残存的“虞大宗祠”门楼。在该门楼的门楣上首镶嵌着“虞大宗祠”的青石匾额,在“虞大宗祠”四字的下方,雕刻着装饰性的石雕“鲤鱼跳龙门”:门楣中间的一座重檐歇山楼阁式建筑象征龙门,龙门四周祥云缭绕,而在龙门左边则是云水翻腾,其中有三尾鲤鱼在跃跃欲试,有一尾的前半身已穿过了龙门,头已变为龙首,后半身还露在龙门之外。在龙门的右侧,已有飞龙在起舞,驾雾腾云,仿佛在呼朋唤友,又如高手过招——鲤鱼一旦跳过了龙门,就化成神龙了!

古语说:“一朝登龙门,则身价百倍”。“鲤鱼跳龙门”反映了古代科举制度下儒生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态,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具有社会竞争的场景。无论是士商还是农耕者,在古代只要有仕进的可能,就没断过望子成龙的念想。虞守愚立虞大宗祠门楼,将石雕“鲤鱼跳龙门”的图景刻在如此显要的位置,寓意不言自明,它在激励家族后人,奋发进取、耕读传家、光宗耀祖。

一祠一世界,尽显古人智。一座座宗祠就是先祖前贤辉煌事迹的陈列馆,它承载着一个个家族千百年的岁月荣光,是家风家训家规忠实的守护者。这些粉墙黛瓦、马头错落的古宗祠,以雕代绘,将工匠的创造力和先辈们的精神追求,一刀刀、一笔笔地镌刻在门楣、梁枋、雀替、斗拱、牛腿、花窗槅扇上,赋予了这些古宗祠审美价值以及更多的精神价值。后代子孙从这些青石门牌、牛腿雀替上镌刻着的精美图案中,可以读到忠、孝、廉、勤、义、仁、善的历史故事。它们,也是乡土民俗的最完美的注脚。

聚族而居的守望相助

“亲戚担对担,邻居碗对碗”。一个人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滋养。其中,宗族在传统社会中更是发挥了教育民众与维持礼俗秩序的功能,义乌聚族而居的普遍情况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

在科举制度下,进士是精英中的顶尖人才。所谓“金榜”,就是揭晓科举考试殿试成绩的排名榜,“金榜题名”即是考生考中了进士,荣登殿试录取榜单。义乌民间重视宗族的亲戚关系和家族团结,父辈们潜移默化的家风家教,则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家族中有一人出山了,其他的兄弟姐妹也跟着出山,一人号召全族动员。如在华溪村,虞复一家就有“父子三进士”之说。

虞复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历信州知州、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宁国知府、朝议大夫。虞复的两个儿子:虞琮(继子,虞复兄虞益之子)为咸淳年间(1266年-1274年)发解进士(宋发解试相当于明清乡试,通过发解试者称贡士,相当于举人);次子虞璞,为咸淳年间浙漕进士(南宋时由诸路转运司所举行之牒试,因转运司又名漕司,故称漕试,其性质同于发解试)。另外,虞复之裔虞槻,登洪武庚申科(1380年)进士第,官至山西静乐县丞。

不过,华溪虞氏最为出名的要数虞守愚家族,一门中了四名进士,包括虞守愚和他的堂兄虞守随,以及虞守愚的两个后人。

虞守愚是一代名医虞抟的侄儿,于嘉靖二年(1523年)中进士。他从知县一路做到了大理寺丞、佥都御史、提督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处军务、大理寺卿、南京刑部侍郎,最后告老还乡,救济贫困,捐资助学,著书立说。虞守随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虞守随与虞守愚年龄相近,但他比虞守愚登进士时间早了9年,可惜虞守随享年仅47岁(虞守愚享年87岁)。嘉靖皇帝即位后,虞守随上“皇陵正议”,反复数千言,极其辨晰。皇上正要下诏起用,他却“寻以疾卒,不果”,人咸惜之。虞守随与虞守愚也由此被称为“兄弟进士”,所授的“兄弟进士”牌匾至今还悬挂在华溪村的“中袷祠”内。

虞德烨是虞守愚的孙子,是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扬州知府、湖广按察副使、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虞国镇则是虞德烨的孙子,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官授香山知县、翰林院检讨,敕修纂《武经七书》。虞守愚与虞德烨、虞德烨与虞国镇,都被称为“祖孙进士”。

在华溪村的“中袷祠”内,还悬挂着一块“父子大夫”匾额,其主角为虞富陵与虞樟元父子。虞富陵于“同治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正科”(1862年)乡试中获第六名(亚魁),任安徽东流县知县,例授奉政大夫,为官清正廉明。虞樟元为虞富陵次子,在光绪年间任浙江上虞知县,晚年在上海行医。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聚族而居”是宗族的基本特征,也是形成望族的前提条件。义乌绝大多数的村落都聚族而居,一姓一宗族,而从一个普通宗族发展为名门望族,则需要有优秀的人才队伍为后盾,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保障,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努力。其中,名人因在社会上具有号召力,是传播望族思想价值观的关键人物,在家族内部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明代刑部尚书吴百朋家族便是如此。

吴百朋(户籍姓名吴伯朋)家族历代均有人才涌现,各领风骚。吴百朋长子吴大缵,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乡试中举(第四名),官至府同知。吴百朋之侄吴大绅、吴大绩也分别出仕,吴大绅由恩科生员历任广西太平知府、中宪大夫;吴大绩由县学生员改武职,累军功历任明朝两广游击、昭毅将军。

吴存中为吴大缵之子。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吴存中赴北京应试,名列乙榜,郁郁寡欢,朝廷曾拟授他为都事,可惜未任先亡,抛下了吴之器、吴之识、吴之文、吴之艺等4个未成年的儿子。

吴之器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乡试中举,授兵科给事中,清兵入关后,任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巡道。他曾立下誓言:“不为宰相,则为谏官。”可见他当初胸怀大志,是立志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吴之文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岁贡,次年考入太学,曾任新昌知县,清兵入关后辞官归田。

吴云垂为吴之器长子,为清顺治元年(1644年)恩贡,授遂昌知县。

诗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一个家族由于人口素质、社会地位等较为接近,最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互相景从交往,共同形成了对地域文化的辐射与影响,特别是宗族名人之间的前后相望、更唱迭和,得以振藻扬芬、风雅相继、孙枝荣秀,森森如立竹。

陇头朱的朱时雍为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岁贡,任处州府府学训导。他育有四子,长子朱懋芳是明万历戊戌科(1598年)进士,初授吉安府永丰县令,后历任南京礼部主事、礼部主客司员外郎。三子朱懋艿入太学,考授(通过考试始授给官职)州牧。

朱之锡是朱懋芳的从侄孙(即堂侄孙)。他是清顺治三年(1646年)首届进士(第二甲第八名),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等职。

封建社会的家族观念之重,血缘关系始终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由于家族成员间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爱好以至知识结构、伦理道德观念等都会相互熏陶、相互感染、相互影响,因此许多历史名人的子女、亲属都会跻身于名人之列。除了受家族名人的影响,家族的力量还可通过婚姻交游来完成,“姻亲圈”实际上就是家族力量的一种外扩。

倪仁吉的父亲倪尚忠是浦江通化(今兰溪梅江镇倪大村)人,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历授顺德知县、吉安府同知。倪仁吉上有倪仁祚、倪仁祐、倪仁禴(早逝)、倪仁祯等四个哥哥,其中四哥倪仁祯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初授大常博士、礼科给事中等职。据说,当时倪尚忠采用了“以文取郎”的择婿标准,选择的结果是在倪仁吉17岁那年嫁给了大元村的秀才吴之艺,而吴之艺的曾祖父是明嘉靖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的吴百朋。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恩荫制度,除了血缘亲族之外,婚姻关系对确保官职的世袭起着重要作用,建立在文化层次相当基础上的家族联姻,就成了维系家族兴旺与壮大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婚姻为何讲究“门当户对”的缘由。这样的“门当户对”不仅体现在吴百朋与倪尚忠的两个家庭中,也体现在吴百朋与龚一清、朱懋芳与倪尚忠的两家“姻亲圈”中。

倪仁吉的婆婆即吴之艺的母亲(吴存中之妻)龚氏,是松门里(今稠江大水畈)龚一清的女儿。龚一清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云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朱懋芳育有二女,“一适浦江主政倪尚忠次子倪仁祐”。朱懋芳的儿子朱宅歧为邑庠生(秀才),生有“孙男二……次基巩,娶倪氏”;生有“孙女三……一适浦江宪使倪仁祯儿子一庭”。古时的这种“姻亲圈”,促进了宗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培育杰出的人才奠定了重要的传统伦理和多元知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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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5-23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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