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的三维坐标与义乌行思

我市第十五次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总体要求，即“一个总目标、三大新赛道、八大新场景”。其中，“数字化改革新赛道”在三大新赛道中居于首位，并且在每个新场景中都有明确体现，“数字”一词在报告正文中出现了40次，是最重要的关键词，非常鲜明地展示了我市“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报告强调“率先形成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构筑具有义乌辨识度的数字变革高地”，为我市数字化改革之路指明了方向。

“数字化”是个合成概念，其中，“数字”表达的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万物万联来优化整体的共生共荣；“化”表示变迁和转化的意思。“数字化”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以“数字”来“化”各个领域对象及其架构。数字化改革是时代命题，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必答题，在数字化浪潮下，没有个体能够回避。所以，数字化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涵盖了市场、社会、政府三大部门，涉及每个个体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化。我市提出率先形成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可谓牵住了“牛鼻子”，厘清了数字化改革的总体脉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方式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生产方式、治理方式的变革最终是为了生活方式服务的，数字化改革搭建的是链接更加美好生活的“数字桥梁”，而不是“数字枷锁”。因此，数字化改革需要系统把握价值理性、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这三维坐标的内在平衡。

尊重价值理性，审慎对待“数字”化“人”

数字化改革的前提是找准“跑道”。无疑，“人”是数字化改革中的主体，“数字化”只是为“人”服务的手段，“人”的权益是“数字化”的终极价值目标，不能本末倒置。所以，数字化改革需要谨防两个误区，一是搞“大水漫灌式”数字化，各部门纷纷扯旗唱戏，大动干戈；另一个是“疲于应付式”数字化，眼睛唯上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从我们改革的价值导向来看，数字化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要看能否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切实提高“人民获得感”。“人民”是个群体概念，过去往往作为笼统的群体而模糊地对待，而数字化所要求的精确性彻底打破了这层模糊性，直接将人民具体化了。因此，数字化改革一定要聚焦到微观单元，服务于具体个体，不仅要问需于民，而且要让人民参与全程，改革的整个过程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话语权，打破施者与受众的不对称，让“数字化”成为让人信赖和愿意亲近的事项。此外，数字化改革需要认真对待数字空间人的主体性问题。数字化改革带来的是社会性的数字适应，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数字化生活方式。置身于数字世界，每个主体特别是大众群体虽然可以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捷生活，但同时不得不面临被过度照顾的状态，虚拟空间正蚕食并取代物理空间，社会主体被“坐标化”，人们的存在感虚拟化了。是故，“数字化”与“社会化”之间要实现占补平衡，虚拟空间的进取需要相应的物理空间置换，防止人们出现“社会习性紊乱”。

依托技术理性，有序推进“数字”化“事”

技术理性即工具理性，当前数字化改革更多是从工具理性视角上去谈的，特别是实务部门工作者倡导用“工科思维”来理解数字化改革。具体而言，“数字”化“事”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人”与“事”的优化组合。数字化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发展迈向万物万联，传统经验式治理愈发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数字化改革应该散发“数字味”，改革的行动者应抓住“数据”这个核心动力，决策、执行、反馈等全链路各环节都需要以数据为依托，打破行政命令式权威驱动，养成定量化分析、精细化治理、流程化运作、螺旋式提升的公共行为模式。二是“事”与“事”的合理配置。数字化改革不是简单机械地办事，而是要打通任务执行链、业务协同链、共享数据链，建立多跨场景融为一体的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业务模块都有科学的操作规程，随着具体任务的不同，各模块可以动态组合。三是“人”与“人”的协同合作。数字化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压缩了时空、融合了边界、分散了责任，不论是体制内外还是部门之间，都需要打破固有的职能边界框束，创新思维方式，在交互网状结构中发挥“节点功能”而不是扮演简单的“螺丝钉”。

重塑制度理性，科学实现“数字”化“制”

省委书记袁家军强调：“认识到数字化改革是一场重塑性的制度革命，是从技术理性走向制度理性的跨越，本质是改革，根本要求是制度重塑。”制度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所设立的相对确定的规则体系，是“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糅合的结晶，“制度理性”是对制度规则所应该具有的功能的人格化表达。数字化改革需要“跳出老地图，找到新大陆”，建构与之相配的制度环境。科学实现“数字”化“制”同样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完善人事激励机制，优化考核方法，增强各部门对数字化改革的认同感，变自上而下的压力式驱动为内源式驱动，让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人能够干成事。二是完善“多跨协同”的制度建构，即建立运行顺畅的“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的体系机制。数字化改革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科层制，职能边界渐行淡化，多跨合作共同体日趋壮大。传统科层制架构主要是以部门利益为中心，部门之间难以协调沟通，回应反馈不足，缺乏整体性。数字化需要打破部门壁垒，促进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现实中依然存在部门甩锅现象，将数字化改革推给牵头单位，自己当甩手掌柜，这类现象需要足够重视。

过去的一年，义乌市数字化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义乌元素不断亮相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上，多项办事和服务端口上线“浙政钉”和“浙里办”，特别是义乌“村务清廉钉办”作为全省数字化改革五个重大应用成果之一向全省发布，硕果累累，令人回味。当下，义乌正全力推进一批突显义乌辨识度和引领性的重点应用场景建设。义乌第十五次党代会更是对未来五年的数字化改革作了全景式勾勒，大棋已布,只待落子，愿随鲲鹏，不负“改革之城”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