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市场的外籍调解员

苏拉（右三）、潘树法（右一）与涉外调解委的工作人员正在研究案情

　　刚刚过去的2013年，义乌外贸出口成绩喜人。到去年11月底，义乌实现外贸出口额163.2亿美元，同比增长1.1倍。而随着义乌市场外贸交易逐年增多，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涉外纠纷数量也随着显著增长。

　　义乌外商遇到纠纷怎么办？他们一般都会到国际商贸城找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涉外调解委”)，除了货款纠纷，其他如质量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以及在翻译环节产生的误解等，都可得到妥善调解。

　　“我市自2013年5月在国际商贸城四区北大门三楼成立全国县级市首家涉外调解委以来，截至去年年底已调解46起涉外纠纷，涉案金额382.6万元。”市涉外调解委主任陈津颜说。

　　成立全国首家涉外调解机构

　　2013年12月18日，在国际商贸城经营手套生意的王某与土耳其客商的手套纠纷案，在国际商贸城涉外调解委开调。调解这起纠纷的涉外调解员是来自塞内加尔的苏拉，他在义乌经商已有7年多时间，精通英语、汉语、法语和阿拉伯语。

　　苏拉了解到，王某在今年9月与土耳其外商签下了18万元的生意。验货当天，因有几款手套达不到要求，外商即扣了2万多元的货款，王某当时也表示同意；余下应付货款为158680元，外商答应次日再付。但在次日结帐时，外商却只付了58680元，余下的货款在后来的3个月中断断续续给付，还欠着3万元。期间，外商再次向王某订购了10050元的手套，连同前一次的余款共欠王某4万多元。12月17日，外商来到王某商位说只能给35000元，并委托他的助手作为代理人处理。

　　“这帐单上都写得很清楚，怎么能扣经营户的钱。”苏拉在详细审阅了双方的帐单后，向经营户王某确认了“在外商发现手套质量有瑕疵后同意扣除2万多元货款”的事实后，心中就有了底。“这在帐单上有记录。虽然这货有瑕疵，但货已经便宜卖给你了，钱已经扣过了，不能重复再扣，因此余款必须按合同付清。”苏拉对外商的助手说。对此，这位土耳其的助手也承认事先他不知道这个事实。

　　经过双方的协调，土耳其客商当场支付了余下的所有货款。“当时双方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后经我们调解，双方终于握手言欢，并表示以后还要继续合作。”苏拉说。

　　涉外纠纷法律关系复杂、甄别难度大。特别是随着义乌市场外贸交易的逐年增多，各国客商流动也日益频繁，涉外纠纷也随之显著增长。由于外贸关系涉及产品加工、询价买卖、物流仓储、货代运输等环节，许多案件具有民事和刑事责任混合，违约和诈骗行为并存等特征。为更好地调解涉外纠纷，去年5月，市涉外调解委在国际商贸城正式成立。

　　通过半年多时间的运行，涉外纠纷的调解诉求也走向多样化。其中主要是合同纠纷案，有些是因语言障碍没有表述清楚，就下了单子；有些产品因质量不合格，在验收环节时查出了问题。当然，其他还有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纠纷，运输环节的风险承担以及清关、抽检、退货运输费等，都不断地进入调解范畴。

　　“涉外调解委是我们在新形势下解决涉外矛盾纠纷，符合国际惯例的一种新的涉外贸易纠纷综合调解机制。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它既能够稳妥解决问题，切实保护本国商人权益，又与国际贸易司法相接轨，能够起到规范在义外商采购行为，保护交易各方合法权益的作用。”陈津颜说。

　　“过去，我们外国人与市场经营户产生纠纷不知道该到哪里投诉，现在我们有了问题就可以找涉外纠纷人民调委会帮忙解决。”土耳其客商迪米尔说。

　　老外帮老外，老外不见“外”

　　沟通是解决一切纠纷难点的突破口。用外语、以同样的外商身份，与涉案外商沟通调解，更能让外商放心。为了创新调解沟通方式，涉外调解委还专门聘请了3位在义乌市场经商的老外作为涉外纠纷的调解人员。他们有的在中国留学多年，有的是经济管理学博士。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精通多种语言。

　　“聘请外籍调解员好处多。除了能破除语言上的障碍，这些外籍调解员由于本身就是驻义外商，较为了解对外贸易中报关、清关、出关等外贸环节，便于分析对外贸易中产生的一些纠纷；让他们当外籍调解员，更能取得涉案外商的信任，使得纠纷主体更容易被说服。”陈津颜说。

　　作为涉外纠纷调解委委员的欧麦，是苏丹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这位来自苏丹的客商曾经在英国留学，精通英语、汉语和阿拉伯语，现在在义乌经营着一家文具贸易公司。

　　2013年12月20日，伊朗客商所罗门与义乌市场经营户冯某的纠纷即是由欧麦调解成功的。所罗门于去年5月向冯某订了货款为172500元的童装棉衣，结果在汇款时多汇了30900元。所罗门直到当年11月份才发现这个事，于是就跟冯某联系，表示要查帐，但冯某不承认有这回事，市场管理方及派出所也为此调解了3次。在后来的调解中，欧麦经过细致的情况了解后，对此纠纷双方进行了耐心的劝解，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冯某再发给伊朗客商30900元的同类童装产品。

　　“义乌是世界小商品之都，市场上的商品‘只怕想不到，不怕买不到’。有这么好的市场，可不能因为产生纠纷而砸了义乌市场的名声。市场上的经营户与客商之间有了纠纷，我们很愿意参与调解，为大家出一点力。”苏拉说。

　　“义乌成立涉外纠纷调解机构走在了新加坡的前面。我2013年11月份从新加坡《联合早报》上获悉，新加坡现在也正在筹备类似的涉外商业调解机构呢。”来自新加坡的潘树法，2000年初来义乌做生意，现在一年大概有100个货柜的小商品经他之手从义乌发往新加坡。最近，他也成功调解了一起美籍韩国人和商户因误解而引起的纠纷。

　　“虽然参加涉外纠纷调解会浪费自己的一些时间，但聘请我们当调解员是一种荣幸和尊重。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担任的。”潘树法说，“如今义乌小商品质量好，价格透明度也很高，但因为习惯、语言等问题，买卖双方引起纠纷还是免不了。这时候，懂对方文化又通对方语言的外籍调解员，就非常有助于纠纷的解决。”

　　前不久，潘树法还调解了一起市场经营户与非洲客商因鞋子脱胶问题产生的纠纷。非洲客商以鞋子质量问题为由要求索赔34万元，即总共68万元货款的一半；而客商只肯弥补5万元，表示鞋子没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只需用胶水再粘回即可，甚至可以派工人到非洲去操作。一开始双方的态度都很坚决，互不退让。这起纠纷从9点开始调解，直到中午12时才达成让双方较为满意的结果。

　　“做调解工作一定要有热心肠。这些外籍调解员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经各经营区域推荐产生的。他们在义乌市场一直诚信经营，生意做得不错，在各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经营人才。参加调解工作后，调解机构首先对他们进行培训，给他们讲解了有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有了一定的调解能力后才让他们参与工作。同时，为了让外籍调解员有心理准备，我们在开调解会的前一两天就会与他们联系。”陈津颜说。

　　破除调解僵局，推行合议机制

　　“我真的是没办法才来找你们！这20多万元的欠款，要是拿不回该怎么办？”在国际商贸城经营鞋类生意的程某连续几天都坐立难安。与这位程某产生贸易纠纷的是一位哥斯达黎加外商。原来程某交货后，到了结款时间后多次联系外商付款，均未果。于是，他心急火燎地来到涉外调解委寻求调解。

　　调解当天，外商因第一次参与人民调解，既感陌生又感不安。外籍调解员在了解了外商的想法后，用英文简要介绍了本次调解的目的和形式，让外商放下了戒心。调解员将外商与程某的调查笔录比对后，发现此次纠纷是因为双方在样品验收阶段没有做好沟通而产生。当时粗心的外商在委托朋友查样后，竟没有询问朋友样品质量如何，而经营户发往国外的样品丢失，外商也没有再向其取样。当外商详细了解原委，明白是因自己的疏忽而产生纠纷后，连声说“sorry”；商户也对自己没有更好地确认外商意见表示抱歉。

　　“在调解实践中，纠纷双方往往会夸大损失、漏报证据，互不让步、拒绝表态等。这就容易造成调解僵局。‘调解合议机制’的创立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陈津颜说。

　　调解合议机制即由3名以上调解员(其中有一名为外籍调解员)根据调解记录、局势发展和已掌握的证据，来研判双方责任和义务，综合情、理、法，集体讨论得出一个“建议方案”。在调解中，再分别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如果认可即达成协议，否则就终止调解、建议走起诉程序。外籍调解员加入合议，往往能够更好地换位思考，从人性、法律、情理等方面提供涉外调解建议，制订合议方案，由此可较好地打开僵局，提升调解的成功率。

　　“涉外纠纷许多都是因境外人员对中国法律知识缺乏了解所致。为此，我们在做好涉外纠纷调解的同时，也加强普法教育，制作了《境外人员法律知识手册》，主动为外商讲解此类知识，利用义乌普法网上传多种语言的法制宣传教育资料，对在义外商进行相关法律宣传，较好地提高了境外客商学习中国法律的热情。”陈津颜说。

　　人无信不立。许多涉外纠纷，因缺乏诚信而起。为此，涉外调解委还建立了“诚信档案”。对商户和外商，都根据其引发纠纷的次数、金额分类归档；涉外调解委通过司法QQ群、微信，以及市场管理机构向公众公开。